以下文章来源于美学散步文化沙龙 ，作者张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说明】
本文是2019年4月13日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美学散步文化沙龙”的讲演稿，根据录音整理，已于今年2月8日发表于艺术学院“美学散步文化沙龙”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Y8mV6FUozc20Wf1YOtgq9A
此次转发，作了个别文字修订。以前还曾有过一个相同题目的讲演整理稿，刊载于《杭州文史》2018年第1辑，内容不如这一稿详细。承蒙艺术学院叶朗、顾春芳两位教授主持讲座并进行评议，在此谨致谢忱。
感谢叶朗老师、顾春芳老师，感谢各位老师同学在假日还来听这个讲座。去年顾老师跟我联系，说可以不可以到我们艺术学院一个讲座系列里面做讲座。当时我报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元朝统治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个就是《读通鉴论》的价值和特点，顾老师说两个都可以讲。去年冬天我讲第一个题目，当时正在搬家，特别狼狈，因此准备得很仓促，没有PPT，也没有讲稿，就比较随意地讲了一下。现在这个题目，至少有一个演讲提纲。因为这个题目不太会涉及图像资料，就没做PPT，只有一份提纲。
首先说一下为什么讲这个题目。1982年我刚进北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老师建议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一部很大的书，三百万字，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顶峰之作。当时老师说你要是想搞历史，早晚得读《资治通鉴》。我就真的读了一遍《资治通鉴》，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其实好多内容读不懂，读不懂的地方就跳过去，一年左右就把《资治通鉴》读完了。读的时候想起来有一部《读通鉴论》，就拿来对着看，看它都“论”了一些什么，可基本上一句也没有看懂。读《读通鉴论》和读《资治通鉴》不一样，《资治通鉴》懂的地方多，不懂的地方少，跳着看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读通鉴论》几乎完全不懂，没有办法跳着看，结果就放弃不看了。
初看《读通鉴论》，印象最深的是不知道作者要说什么，书里各条都没有标题，也不引《通鉴》原文，一上来就直接发议论。咱们古代的史论著作很多，我后来也看了一些，绝大部分能够看懂。或者讲的道理比较简单，或者一开始先把历史事件叙述一遍，然后再发议论，这样就好懂了。王夫之《读通鉴论》不引《通鉴》原文，上来就直接发议论，而且思维跳跃性很大，跳来跳去。有些时候先提一件事，但是这件事只是一个引子，根本不是要讲这件事，而是要讲别的事，这样的话很难跟上他的思路，就会觉得不知所云。如果对历史知识掌握得不够丰富和深入，看这部书确实难度很大，所以当时就没有看，丢到一边去了。后来我博士毕业，又工作好多年，再捡起来这部书看，发现大致能看懂了，就认真地看了两遍，还拿它在北大历史系上课。现在这个演讲提纲，就是给学生上课的导论。
这次讲座有个主标题，叫“思想家眼中的历史”。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史学家很多，但是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家，这样的人比较少。比如说孔子，是大思想家，但他的著作与历史有关的可能只有《春秋》。实际上《春秋》到底算不算孔子著作还存在争议，而且内容太简明了，其中的思想只表现为一些基本原则，没有充分发挥。司马迁也是思想家，但他的思想在《史记》当中也很零散，散在一些论赞和《太史公自序》里面。司马迁对历史的看法，很多时候都不直接表述，而是“寓论断于叙事”，通过叙述历史过程来体现他的思想，也不太好把握。后面的人，像朱熹写过《通鉴纲目》，有点模仿《春秋》，发挥的内容不是非常多，主要限于一些基本原则的阐释。比较起来，王夫之既是大思想家，又写了比较厚的历史学专著《读通鉴论》，后边还写了《宋论》，可以看成《读通鉴论》的续篇（下面主要讲《读通鉴论》，有时也会提到《宋论》）。这两部书都是晚年写的，是他一生思想的总结，就显得特别重要。系统地总结和讨论中国历史，以前的思想家大都没有这么做过，所以非常值得关注。
从作者的角度说，王夫之写《读通鉴论》，有一些其他人不具备的优势。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深厚的经学和子学功底。王夫之对儒家经书下过很深的功夫，写过不少研究著作。包括先秦诸子，对《老子》《庄子》之类，也都下过功夫。虽然说王夫之是一个比较纯的儒家，对老庄比较鄙视，但也对老庄的书下了很大功夫。他也研究过佛经，有时候在书里用一些佛经典故。像王夫之这样一个对传统文化核心部分做过很深入研究的人，这样的人再去讨论历史，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在视野和深度上明显超过别人。
第二，出众的思辨水平。作为一个思想家，王夫之经常讨论抽象问题，以至于很多讨论不大好懂。研究哲学史、思想史的学者对他做过很多专门研究，对于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包括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等等问题，出版了不少论著。在这些方面，王夫之自己也留下了大量作品，不像有的思想家写书很少，甚至只有少量语录，他是有非常丰富的阐述的。学术界公认王夫之的思辨能力非常出众，思考和讨论问题具有明显深度，这方面的优势对于研究历史会很有帮助。如果是一个没有思想、或者思想贫乏的人，看历史往往看不到问题，看到问题也只能简单理解，而王夫之不会这样。
第三，坎坷的人生经历。王夫之一生比较坎坷，过得很不顺利，吃了很多苦头。他搞过政治，也参加过武装斗争，有被追捕的经历。后来退出了政治舞台，没有办法只能在新王朝统治下生活，但是又持不合作态度。这样一些复杂经历，对于他研究历史很有帮助，一般人不具备这些经历。假如《读通鉴论》和《宋论》是他早年写的，那这方面的优势就还发挥不了。但是这两部书是晚年写的，是他最后的著作，写完不久就去世了。因此可以说，《读通鉴论》和《宋论》浓缩了他复杂的人生经验，具有独特价值。
与上面所说的相联系，《读通鉴论》这部书也可以总结出三大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宏观视野。王夫之非常注重长时段考察，就是历史老师经常强调的长时段。研究历史不能只盯着一个朝代、一个时期，就算对这个朝代掌握很深入，那你历史也搞不好。你必须对前后朝代、长时段的历史线索有一定了解，再反观那个朝代，才会有更深入的认识。王夫之有这个能力，非常明显的宏观视野，讨论历史问题经常跨朝代、大幅度地转换视角，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或没太注意的问题。这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是问题意识。我在历史系和学生讲，你们读书经常抱怨找不到问题，可以看一下王夫之《读通鉴论》，看看他是怎么找问题的。他的问题，通常都是前人没有太注意的，或者是前人虽然有观点但他不同意的。他一般不会重复和别人相同的观点，别人说好他就跟着说好，不会这样。他写了那么厚一部书，你可以去看他是怎么找问题的。其中很多地方，你可能看书时不注意就放过去了，但是他觉得这个地方有话可讲，就拿出来大发议论。这是第二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是批判能力。王夫之对于史书记载抱有很强的批判意识，就是说书上虽然这么写了，但是否可靠另当别论。不是直接拿来就用，而是会考虑这个说法、这个记载是否准确，要讨论一番。有很多记载他认为靠不住，会说明理由，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有一些后现代的意识。对于史书记载，包括司马迁、司马光那些非常权威的史学家的记述，好些他都认为不可靠，不能轻易相信。这些地方有助于读者对历史形成更加深入的认识，这是第三个优点。
当然这部书也有一些不足，或者说局限。后面还会专门讲，这里先简单概括三点。
一是过度借题发挥。就是跳跃性太大。你要是想谈这个问题就直接谈，没有必要从一个不相干的、或者看上去关系不大的地方入手。有时我们看王夫之要讨论一个问题，本来很期待，到底他是怎么看的？可他后面根本没有展开讨论，就跳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了，而且到最后也没有回来。这个对阅读就会有点影响，不能说是严重的缺点，但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不是所有的条目都这样，只有一些是这样。
二是先入为主。就是他对历史有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很多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拿这些看法去要求前人，你没有达到我这种认识，就是你水平不行。这对前人要求太高了，因为他已经了解了历史发展的结果，才对当时的历史得出这样一个判断，而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像他那样已经知道结果，当然有可能作出错误决策。这么要求前人，有点太苛刻。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这样，只是有的时候这样。
三是持论过苛。这与上面一条有关，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太严，这也是理学家讨论历史的特点。《读通鉴论》评价了很多历史人物，但夸的人比较少。夸的人当中有一类，特点是比较像王夫之本人，因此被夸。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在夸自己。还有其他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人物，他会夸，而传统上夸得很厉害的人他往往不怎么夸。有一些人，他觉得已经被夸太多，我就不再夸了。比如说像诸葛亮，就没有必要再夸了。还有的人，历史上被夸很多，王夫之却认为不怎么样，比如像包公、海瑞，还有范仲淹，张居正，都没怎么得到好评。在这些地方你会觉得，他评价标准太高了。
又比如大诗人杜甫。虽然杜甫在《读通鉴论》里并未出现，但王夫之在其他书里评价过杜甫，可以看出他评价历史人物过于苛刻的问题。一般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杜甫非常了不起。王夫之对杜甫评价比较低，按说不应该。同样经历了国破家亡，他应该对杜甫有相当高的同情才对，但是没有。他对杜甫的批评一方面集中在诗歌美学上，他对诗歌美学理解比较窄，认为诗就是诗，给诗承载太多的功能没有必要。你要写诗就写诗，为什么要用诗来写史？另一方面，他觉得杜甫精神境界不高，经常唉声叹气，抱怨生活困苦，对此王夫之瞧不上。总之，他对前人的评价比较苛刻。
虽然《读通鉴论》大概有上述一些不足，但我认为这部书还是非常好。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希望同学们有机会去看看这部书。看之前，当然最好对它的特点有所了解。
先讲讲王夫之生平和著述概况。王夫之生于1619年，卒于1692年。今年是他诞辰400周年。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1619到1641年，就是他的早年。他出身于一个读书世家，家里虽然没有出过什么大官，但他从小读书受教育是很系统的。而且据说他是一个神童，能背十三经，从小打下很扎实的功底，准备走科举道路。
第二阶段，1642到1651年。1642年他考中了举人，原本想再往上考，但战乱打断了他的科举之路。他是湖南衡阳人，再往上考就得北上进京，可赶上农民起义，中原大乱，去不了了。后来也没有机会再往上考，一辈子的功名就是举人。而且形势变化非常快，没几年明朝灭亡，清兵入关，清兵又很快打到南方，他的生活陷入急剧的动荡之中，家里面好些人死于战乱。再后来王夫之参加抗清，加入了南明永历政权。永历政权在广西建立，离王夫之家乡比较近。他加入之后做了一个小官，没多久就卷入了党争。当时南明政权内部也有党派斗争，是从明朝延续下来的，斗得很厉害。王夫之加入其中一派，受到另外一派打击，差点把命丢掉，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接下来他母亲病重，他就向永历政权请假，回家照顾母亲。回家不久母亲去世，这时候永历政权已经在清朝打击下退到贵州，他就回不去了。他要是一定想回去，应该也可以，但是通过这一段短暂的经历，他好像对永历政权有点失望，就没有特别争取回去。
从1642年中举开始，到1651年前后10年，王夫之的经历跌宕起伏。国破家亡，先参加抗清又退出。退出之后南明永历政权还坚持了十多年，但他没有再加入。这和他一开始加入后，在其中受到的打击有关，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后来永历政权被张献忠余部所控制，他不愿意和那些人共事，所以没有回去。但是他对永历政权的感情很复杂，晚年谈起来很怀念，有时候会发感慨，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跟它共存亡才对。有这样一种复杂的感情。
南明
第三阶段，1652到1692年，共41年，王夫之一直在家乡附近的山区隐居，读书和写书，他的著作基本都是这一阶段完成的。这期间他的生活比较艰苦，但是和前一阶段相比还算比较稳定。因为他不是一个大名人，没有天天被清朝追着要他做官。个别时候地方官过来看他，他躲起来不见，保持与清朝不合作的态度。但是后来清朝地方官有时在他门口放些粮食，他也收下了。王夫之不露面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坚持不剃发。如果和清朝官员一见面，这个问题就会公开暴露。在那个时代很多人不愿效仿满族妆扮，就采取出家的办法，去做和尚道士。但是王夫之自命正统儒家，坚决不愿意去做和尚道士，哪怕假装也不行。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去世，做到了“完发以殁身”。
王夫之晚年写了一篇《自题墓志铭》，其中说：“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前半句意思是说，我的一生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成就。刘越石，就是西晋大臣刘琨，西晋灭亡前后在北方坚持抵抗少数民族的进攻。他说我虽然忠于明朝，但是命运没有让我像刘琨那样有所作为。后半句的意思是，我在学术上有些成绩，但可能也不太高。张横渠，就是北宋著名学者张载，是王夫之的崇拜对象。我希望将学问做到张载那样的高度，好像还没有达到。这话有些谦虚了，今天一般认为他的成就比张载更大。
王夫之一生写了很多书。据统计，有100种398卷（这里面有20种书卷数不详），留到今天的有74种，373卷，大约800多万字。据他的儿子说，王夫之非常能写，但很多时候缺乏写作条件，没有参考书，甚至没有纸笔文具，条件特别艰苦。没有怎么办？找人借，或者找人要，找朋友，找学生。谁借给我书，提供纸和笔，写完的书稿就送给他。这样，他有一些书写完后可能就逐渐失传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时代不远，他大部分著作还是留了下来。
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在全国征集书籍，王夫之的后代就把他的一些书献给官府。当然都是纯学术的书，儒家经书研究，内容不敏感的。他好些书，包括《读通鉴论》在内，有强烈的民族思想，那都没有献，献了就麻烦了。清朝四库馆臣看过献的书以后，认为水平很高，就把他的六种书收入了《四库全书》。后来，清朝国史馆编修本朝列传，还把王夫之编入了《儒林传》。他一个在政治上与清朝坚决不合作的人，能被清朝国史馆立传，很不容易，就是认为他学问大。而且清朝国史馆作了一个评价，说王夫之的地位可以和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并列。这个评价也很重要。在明末清初，王夫之并不算出名，知道他的人不多，而顾炎武，黄宗羲都特别有名，属于大V级别的人。清朝国史馆把他们三人并列，反映出一种独特的眼光，造成巨大影响。直到今天，还经常把这三人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最有意思的是到了晚清，一批学者提出建议，认为像顾、黄、王这样的大儒应该从祀孔庙。一再给朝廷提建议，朝廷回复说这几个人有反清思想，政治态度有问题，不予批准。不批没关系，接着申请，搞来搞去，到清朝灭亡前夕终于获得批准。从祀孔庙对古代学者来说是非常高的荣誉，只不过清朝很快就灭亡了，这件事不太为后人所知。
如上所述，王夫之在清朝后期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但是到了晚清，他才真正名气大涨，甚至火爆起来。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王夫之是非常红的，前后被三批不一样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吹捧。
第一批就是晚清的理学家，以曾国藩为代表。王夫之总体来说是程朱理学这一派的学者，思想和程朱相比有些差别，但基本应该算这一派，曾经花了很多精力来批判陆王心学。那么到晚清，统治危机严重，学者反思说我们过分沉溺于词章考据，乾嘉学派等等都是搞考证，不讲修养，核心价值观沦丧，这个问题很严重。要想把社会秩序重新恢复起来，建设好，还得树立核心价值观。只有程朱理学，对于树立核心价值观最有用。王夫之算是程朱理学阵营里的一个大学者，谈论价值观的言论非常多，曾国藩这些人就觉得他很了不起，认为他的思想有益于世道人心，予以大力鼓吹。当然曾国藩就是湖南人，和王夫之是老乡，对他了解更多一些。王夫之的著作第一次刻板印刷，就是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主持的。
第二批比第一批晚大约30年，是19、20世纪之交的革命党。革命党要推翻清朝，发现王夫之有强烈的反清思想，以及民族主义思想，大讲华夷之辨，觉得可以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于是也大大地吹捧他。
第三批是在20世纪，从民国中期的左派学者一直到共和国建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界，都非常重视王夫之思想当中的唯物主义色彩。古代本来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样的概念，但是到了20世纪逐渐开始给古代思想家贴标签，王夫之被认为是比较典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因为他主张“气一元论”，因此得到很高的评价。
就这样，不止一批人，甚至是政治立场差别很大的人，都吹捧王夫之，使他的地位不断升高，远远超过他活着的时候，甚至也超过了比他更晚的绝大部分思想家。直到今天，对王夫之的研究仍然是思想史的热点，他的著作一再出版、重印。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相当于王夫之全集，一共收了他的48种著作。并不是全收，因为王夫之传世著作中有一些是内容重复的，后期著作可以覆盖前期。而且，王夫之的重要著作，大都很早就由中华书局出过单行本。像《读通鉴论》，在文革后期还出过大字本，是专门给毛主席看的。
具体研究方面，现在我们国家有“船山学会”（船山是王夫之的别号），出版《船山学刊》。古代思想家里有他这样地位的人极少，给他专门搞一个学会，专门出一个刊物，很不容易。有关王夫之的研究专著，也非常之多。晚清时就有人给他做年谱，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综合研究、专题研究著作，不胜枚举。这里面我想稍微提一部书，就是蔡尚思的《王船山思想体系》，这部书是我看过唯一一本对王夫之持否定态度的，说他其实没有什么水平，思想保守落后，不值得宣传。一般的著作都是吹捧王夫之，说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大学者，从各方面吹捧。只有蔡尚思的书说他不行，比较独特。
关于王夫之的史学成就，我觉得有一篇文章讲得比较到位，就是台湾学者杜维运写的《王夫之与中国史学》，这篇文章很长，收入作者《清代史学与史家》一书。其实有关王夫之史学出版过好几本书，包括针对《读通鉴论》就出过两本研究专著，一本是李季平《王夫之与<读通鉴论>》，还有一本是宋小庄《读<读通鉴论>》。但这些书给我的感觉都不太理想，内容有些驳杂，不得要领。不过这些书大都是一二十年前出版的，近期或许也有比较令人满意的研究，我还没太注意。
下面讲《读通鉴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价值。这方面的问题，刚才提到一些，包括三大优点等等，现在再具体讲讲。
关于《读通鉴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价值，刚才提到的杜维运那篇文章作了一些总结。文章中的第二节，叫《王氏之历史解释艺术》，分析了王夫之研究历史的方法，共有五点。第一点是“渊源之追溯”，第二点是“原因之阐释”，第三点是“背景之分析”，第四点是“变迁之缕述”，第五点是“影响之探究”。总结得很好，就是稍微有点啰嗦。其实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就是王夫之非常重视考察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可以说是历史学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历史学永恒的主题。历史当中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纷繁复杂的联系，哪些构成因果关系，其中哪些为主，哪些为次，王夫之对这些问题确实很关注，而且也擅长分析。
杜维运文章的第五节《王氏解释历史之基本思想》，分四个方面总结了王夫之的史学思想，比较到位，下面分别介绍。
一是经世思想。王夫之主张研究历史应当服务于现实，认为历史与现实存在着切不断的关联，历史学家应该以史为鉴，注意总结和归纳，关注历代治国的“大略”，不能只做死问题、小问题。但他对历史也不是完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只是强调只要认真学习历史，自然会得到有益的经验。讨论古代历史，很多时候他的结论是有现实指向的，但是不一定明说，需要读者自己体会。对于明朝统治的种种弊端，以及明朝的覆亡，他有很多感慨，往往借评论前朝历史表达出来。总之，他比较关注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价值。
二是民族思想。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强烈，甚至有些极端。和他同时代的明朝遗民，像顾炎武、黄宗羲，到了晚年民族主义思想多少有所淡化。一方面是觉得清朝的江山已经坐稳，难以推翻；另一方面清朝对他们不断拉拢，尽管他们坚决抵制，但是老是被拉拢，对立情绪难免有所缓解。特别是黄宗羲，到晚年对清朝已经比较认同了。这种情况在王夫之身上没有发生。《读通鉴论》是他晚年写的，民族主义思想仍然非常强烈。这主要归因于时代背景和他的个人经历，虽然有极端之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王夫之坚持华夷之辨，对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概否定。他的标准比别人更严，别人说好的他也说不好。比如北魏孝文帝，推行激进的汉化改革，非常希望鲜卑族融入汉族，对汉文化全方位膜拜。像这样一个人，几乎已经放弃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很多古代史学家会觉得是“以夏变夷”的典型，应当肯定。王夫之却非常鄙视他，骂他是“沐猴而冠”，就是你没有资格学习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态度。《读通鉴论》写到五代结束，随后又写一部《宋论》，讨论宋朝历史。从逻辑上讲，按说王夫之应该再写一部《元论》，但是没有写。我是研究元朝的，如果他讲元朝我会很关注，但是他没有讲。我看他的论著，发现他对元朝提都不愿提，根本不承认这个朝代。偶尔提到的地方，不要说蒙古统治者，凡是在元朝做官的汉人也都一律痛斥。总之他坚决不接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种事。
有人认为，王夫之到晚年民族主义思想有所松动，对各民族交流、民族融合能够接受。这个看法不一定成立。从《读通鉴论》来看，王夫之对民族交流和融合的肯定基本限于南方，这也是以汉族中心论为基础的。在他看来，北到草原、西到青藏高原、东边南边到海这一大片地区，整体上属于一个地理单元，就应该是汉文化的覆盖范围，这个地方应该是统一的，由汉族来统治。因此汉族向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扩张渗透，在文化上影响南方少数民族，在他看来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当行为。而北方草原是另外一个地理单元，应该与汉文化的地理单元井水不犯河水才对。所以他反对汉族王朝向北方用兵（反击除外），更不能接受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对于张骞通西域，他也持否定态度，因为越出了汉文化地理单元。
三是演进思想。这是王夫之有特点的思想。古代的思想家，包括孔子、朱熹那样的大学者，他们的历史观大部分都是退化论，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国历史的黄金时期是尧舜时期，其次是三代，即夏商周时期，再其次是两汉，离上古黄金时期不远，虽说差一些也还算不错。一说历史总要与上古比较，认为今不如昔，这是普遍的观点。在这一点上王夫之和别人不同，认为历史是进步的，虽然现在的社会也有很多问题，但究竟比上古好得多。他推测上古尧舜时期的社会状态，大概也就和明清之际的南方山区少数民族苗族、瑶族之类差不多。这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民族学观念。我们今天当然都知道，史前时期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组织也很简单，各方面都很落后，包括国家形成的早期，也大概是这个样子。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民族调查去侧面了解，对于一些社会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能够间接反映上古时期的社会状态。这在今天基本是常识，但王夫之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相当不容易了，是很有眼光的。
因为反对历史退化论，所以王夫之对于很多学者的复古思想坚决抵制。任何一个要把上古制度拿到后代来用的方案，他都认为不可以，强烈批评。比方说井田制、分封制之类，很多人鼓吹恢复，他认为不能恢复。在王夫之的时代，相当一批学者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认为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高度集权，因此最好搞一点地方分权，像顾炎武、黄宗羲他们都有这个思想。比如说弄一个节度使制度，或者就搞分封，或者让地方长官世代相传，像前代的诸侯、藩镇一样，让他们负责把地方管好，中央的负担就小得多。一旦打起仗来，地方有实力和自主权，不至于不堪一击，轻松被外敌攻占。王夫之也认为中央高度集权不好，但同时也反对搞上面这种地方分权，搞了以后各地都是土皇帝，老百姓就要吃苦头了。
古代有所谓“乡举里选”，就是推荐人才做官的制度，后来被科举考试制度取代。到了王夫之的时期，对科举考试批评很多，认为科举不能选拔真正的人才，不应该搞一套卷子定终身，应该恢复古代的“乡举里选”，就是综合考察推荐制。王夫之对此明确反对，认为一旦搞推荐制，出了漏洞根本堵不住，还不如考试。考试是有问题，但是总比不考试要强。儒家经书讲“乡举里选”有其道理，在先秦时期那样的小型社会是可以的，两汉也勉强可以，现在社会这么大这么复杂，不能那样搞了。总之，王夫之对于凡是把古代的东西简单照搬到现代，都不能接受。现代的制度是不好，我们可以改进，但是不能照搬古代，照搬古代肯定更糟糕。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思想。
四是人道思想。就是人本主义，对普通人的关注，这也是王夫之比较先进的思想。他关注时代变迁、大国崛起这样的宏大问题，但并不是盲目无条件地关注，而是也同时关注普通人、老百姓的生活和遭遇。历史上有些人打着很鲜亮的旗号，绑架一群人，做一些看上去很正面的事，最后让这些人付出巨大牺牲，对于这种行为王夫之持反对态度。适当的牺牲可以，但是不惜一切代价，牺牲过于巨大，他认为不能接受。比如古代有一些忠臣，抵抗敌军进攻，坚守城池，誓死不降，最后粮尽援绝，城里面只能人吃人。到这个地步，王夫之认为就是突破底线了，坚决不能认同。反正不能为了一个崇高目标，无限制地牺牲普通人的生命。这样的思想有些古人也有，但是不太多，大多数人都是盲目歌颂忠臣。王夫之在这方面有他的特点。
以上是王夫之史学思想的四个方面。杜维运文章还有第六节，题目是《王氏之史学方法论》，讲的就是前面我说的“批判能力”，但分析比较具体，一共讲了三点。
第一点是“就史事之作者以批评史事之真伪”。就是说王夫之不会被史书牵着鼻子走，很多地方会考虑到作者的因素，这一段话这一件事是谁写的，作者是否可能有预设立场，这个立场会不会影响到记载的客观性。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分析，然后才进入下一步讨论。
第二点是“就情理之当然者以批评史事之是否可信”。就是从逻辑上进行判断，对于不合逻辑、一看就不靠谱的记载进行质疑。古代有很多夸张宣传，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完全是刻意营造，但在流传当中逐渐被放大，变得离谱。离谱之后史学家也好，官府也好，可能考虑这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或正能量，很多人一看就被感动，于是就加以记载。王夫之对这种记载经常予以揭露。举个例子，史书记载宋初江西有一个姓陈的家族，九世同居不分家，几百人共同生活，经济统一管理，过得非常和睦，因此不仅受到舆论吹捧，也得到政府表彰。史书专门记载了一个故事，形容他们家团结到什么地步。不仅人团结，家里一百多只狗都特别团结，每次给狗喂饭，一只狗不到，其他狗都不吃。王夫之在《宋论》里面对这条记载严厉驳斥，认为完全不可信，上百人一起吃饭，谁来谁没来都很难搞清楚，更不要说狗了。肯定是胡编的，就是为了宣传，这样的故事不能相信。历史上有很多类似记载，是出于宣传目的编造的，或者是因为有宣传价值而被放大了。这种地方应当考虑是否合乎逻辑，不能随便相信。
第三点是“逆知古人之心，设身易地以洞烛史实之真相”，也就是今天常说的“代入感”或“同情之理解”。王夫之写《读通鉴论》的时候已到晚年，一辈子见过很多事，做过很多事，参加过战争和政治斗争，多次历险，家破人亡，可以说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世道人心有较深了解。因此他探讨历史问题不完全受史料局限，有时会设身处地，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去讨论，甚至进行一些心理分析。这也是古代史学著作中比较少见的。
以上三点讲的都是王夫之的批判能力。他还有两大长处是宏观视野和问题意识，前面总结过了。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史论水平高的不多。以至于有些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史学有一个批评，就是看上去书很多，著作汗牛充栋，但是也可以认为中国没有史学。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史书基本都是叙事，发生什么事记下来，缺乏有深度的分析。这个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至少是不够客观。像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就是以历史分析为主，而且很有深度。不过，中国古代很多其他的史论确实都像西方史学家批评的那样，分析深度不足，没有论出什么东西来。比如二十四史里面，只有《史记》《汉书》等几部早期的书还有一些思想，特别是司马迁在《史记》论赞里面发挥的一些思想颇有精彩之处，但是篇幅比较有限，没有充分展开。其他正史的论赞，还有古代绝大部分大大小小的史论著作、史论文章，通常都是就事论事，有深度和启发性的地方很少。甚至于其中大量内容都是评价，这个人不错，这个人不行，这个人太可惜了，“痛哉”“哀哉”“壮哉”，这样感慨型的史论，对我们研究历史没有什么帮助。感慨谁都会，一般读者都可以感慨，这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分析。王夫之史论的强项就在于分析，这是他超越古代其他史论作者的地方。
与此相联系，中国古代很多史论热衷于进行价值判断，王夫之则有所不同，更注重结合具体事实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直接扣帽子，贴标签。例如对曹操的评论。在王夫之那个时代，曹操已经被打倒了。自从朱熹《通鉴纲目》确立蜀汉为正统，曹魏被贬为伪政权，加上后来《三国演义》的影响，曹操在一般人心目中已经成为反面人物。但王夫之对曹操的评价有独到之处。他说曹操这个人从结局来说是一个奸臣，可一开始并没有篡位的野心，是希望报效东汉为国立功的。他对比曹操早期的对手，袁绍袁术那些人因为有大族的背景，可能较早就有取代东汉的野心，但是曹操这种想法应该是比较晚才有的。王夫之认为，东汉在董卓之乱后还有续命的机会，就是王允除掉董卓以后，应当起用几个不太主流的实力派保卫朝廷，其中主要就是曹操，还有孙坚。这些人出身不算高，这时还没有取代东汉的野心，还想为东汉立功扬名，是可以被朝廷利用的。这个机会没有抓住，往后就没机会了。往后东汉朝廷几乎一点资本都没有了，无论谁把朝廷抓在手里，都会萌发取代它的野心。也就是说，王夫之评论曹操，没有简单地把他定位为奸臣或篡逆，而是结合他的具体作为，看到他的变化。一个人假如说是坏人，也不见得是从头坏到尾。就像我们过去打倒了林彪、“四人帮”，说他们一开始就是坏人，早年就是投机革命，老早就是叛徒，这其实是不对的，晚年坏不能证明早年也一样坏。王夫之就避免了这样的认识误区。
下面讲讲《读通鉴论》的不足。这部书是有不足的，但并不妨碍它的价值。前面已经扼要地讲了三条主要的不足。如果具体讲，还可以细分为六条。这是我总结的，杜维运论文里没有这一部分。以下分别谈谈，与前文重复的就简单带过。
第一条，演绎为主，归纳不足。严格说来这条不算缺陷，只是一个特点。《读通鉴论》的讨论基本都是演绎式的，归纳式的讨论比较少。谁擅长归纳式讨论呢？就是与王夫之同时代的顾炎武。顾炎武的代表作《日知录》，研究问题时一条一条地摆证据，多的时候连摆十几条几十条，然后通过归纳得出结论，一下就把读者给震慑住了。那时还没有电子文献检索，所以顾炎武找证据的能力是非常惊人的，有些证据来自很偏僻的书，充分说明顾炎武读书广博，读了还能记住，很不容易。王夫之不是这样的学者。他图书资料没有那么多，从小看书以基本典籍为主，十三经、诸子、通鉴等等看得比较熟，野史、杂书之类看得不算多。因此他一般不会像顾炎武那种旁征博引地研究问题，只能就基本典籍、基本材料进行讨论。而且他写书的时候，基本典籍手上也不一定都有，不见得能随时查找资料。他主要只能靠演绎、推进的方法进行写作，有时也会用归纳法，但场合较少。比方说他讨论唐高宗一朝的宰相，基本结论是当时的宰相权力、地位都很有限。主要证据就是每个宰相任期都很短。在这里他使用了归纳法，把每个宰相的在任时间都列出来，谁干了几个月，谁半年，一共20多人，一目了然。可以看到当时每个宰相都干不长，大都无所作为，上台刚想干一点什么就下台了，这样宰相的权威肯定下降。这就是典型的归纳法，但是书里面像这样的条目比较少。
第二条，引经据典，语句晦涩。这就是真正的缺陷了。王夫之对先秦典籍看得熟，写书时从中采用典故特别多。而且他用典故是这样的，不是像我们现在那样很正式地说明出处，某书，某篇，什么版本，甚至第几页。王夫之引经据典，从来不说明出处，而且大都是把典故直接化用到句子当中。很多时候简单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他非要从先秦典籍中摘一两句来表达。如果你对先秦典籍不熟，读起来就会相当吃力。另外，他的文字表达也不算流畅，长句子多，还经常爱用生僻字词，这都给读者造成困难。
第三条，过度发挥，浮议离题。这个问题前面提过，在这儿补充一个例子。汉武帝在位前期，准备和匈奴开仗。此前西汉一直与匈奴和亲，到武帝即位后觉得不能再忍受，有点想打，就在朝廷上展开争论。主战派提出一个理由，说过去在战国分裂时期，那些诸侯国都不怕匈奴，一个国都能单独对付匈奴，我们大一统王朝为什么要怕匈奴？当然应该打。主和派也有自己的理由，讨论结果还是打，就开始和匈奴打仗了。王夫之在这儿写了一条评论，从西汉朝廷的争论讲起，我们就会觉得他下面一定要讨论这场战争到底该不该打，主战理由是否充分，打仗的利弊如何。但下面并不讨论这些问题。讨论的是：战国时期诸侯国能够单独对抗匈奴，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在分裂时期，资源分散在各个诸侯国，各国都有自己的力量，可以独立支配、调动资源进行防御。而作为对手来说，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进行重点进攻。接下来他说：到了中央集权王朝，资源大部分集中在中央，于是北方少数民族重点进攻首都，你反而不好抵挡。在这里稍微不注意就会引伸到地方分权论上，而王夫之反对地方分权。于是他又说：问题主要在于哪儿呢？在于建都。都城不能离边疆太近，太近的话很容易受到少数民族进攻。在中央集权体制下，都城一旦被攻破，全国就会散架。实际上后面议论主要是针对明朝所发。就这样，本来是谈西汉，一下子跳到了战国，又一下子跳到明朝。最后的观点也不是没道理，明清之际好些人都认为明朝建都有失误，但问题在于你一开始并不是谈这件事。要讨论明朝建都问题，可以另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谈，现在这么写拐弯太多，有点过于随意了。这种情况在《读通鉴论》中并非个别。
第四条，种族中心，持论偏激。前面已经一再提到，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强烈。虽然可以理解，但确实也有些极端，可以说是种族主义。本来很多古人谈民族问题，对文化因素比较重视，所谓“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对少数民族学习、接受汉文化持赞许和肯定态度。而王夫之，正如前文所言，认为血缘决定一切，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鸿沟不能也不应当逾越。这样的“华夷之辨”过于僵化。因此对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人物基本是一概否定，只有极个别例外。比如西汉的金日磾，是投降的匈奴王子，后来成为汉武帝的近侍，忠心耿耿，办事踏实，武帝临终时成为托孤大臣。对于他王夫之表扬过几句，这样的例子太少了。
第五条，后见之明，苛责古人。这个问题前面也提过，只补充一个例子。西汉前期，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全国一半左右的地方被诸侯国占据。于是著名才子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说咱们国家虽然形势看上去不错，其实危机相当严重，“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三，可为长太息者六”。其中最大的危机，“可为痛哭者一”，就是诸侯国问题。贾谊这份上书题为《治安策》，是古人上书的名作，极受推崇，连毛主席都向各级干部推荐过。但王夫之却对《治安策》痛批一番，说贾谊太年轻，没见过世面，哪有那么大的危机。王夫之指出，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分封制在西汉不过是回光返照，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贾谊对此痛心疾首，未免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他说得自然有道理，但问题是你站在将近两千年之后总结的结论，两千年前的贾谊怎么能认识到呢？这就是典型的后见之明，对古人要求太苛刻了。
第六条，记忆疏误，妄下断语。就是有时会犯张冠李戴的错误，把人和事搞错。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在正面讨论当中。正面讨论一个人一件事不会错，但是王夫之的风格，往往要引别的人、别的事来类比和联系，这时候可能会引错。这种情况不算什么严重问题，也不能全怪王夫之。他不是在专门搞考证，写作的时候有时可能只凭记忆，并未随时核对。这样的错误，我们今天稍微做点研究就可以发现。
下面再讲讲王夫之的历史观有哪些特色，也有一些内容是前面提到过的。分五个方面。
第一方面特色，是正统程朱理学的特色。王夫之在一些观点上和正统的程朱理学家不一样，比如历史进化论；但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与正统程朱理学家相当接近。特别是反对的人、骂的人基本都一样。主要有下面几类：
一，反陆王心学，反异端思想。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争中，王夫之站在程朱一方。他对朱熹很尊敬，提到朱熹不会直呼其名，而称之为朱子。对于几位北宋的理学先驱，也称之为周子、张子、程子。对于张子即张载，尤其崇拜一些。对于陆九渊、王阳明就会直呼其名，并且经常点名批判。陆王心学具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蔑视经典，蔑视权威，对社会基本价值观形成一定的冲击。在明末清初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陆王心学把社会风气搞坏了，对明朝衰亡负有很大责任，王夫之也是这么认为的。特别是明朝后期的王学左派，以及相关的一些异端学者，对基本价值观颠覆得更加厉害，王夫之对他们也就更为痛恨。比如代表“思想解放”潮流的李贽，就被他骂得很惨，而且不光是他，那个时代的著名学者顾炎武等都骂李贽。咱们的中学课本总是把李贽挨着顾、黄、王一起写，说都是先进思想家。将来中学生再看一些书就会糊涂了，同样是先进思想家，为什么顾、王会痛骂李贽？当然中学也没办法讲这么具体。
二，反神秘主义。主流程朱理学讲理性，反对迷信，反对神秘主义，王夫之也是如此。批判主要集中于两个目标。一个是汉朝的儒学，讲天人感应、讲谶纬的那些人，另一个是北宋的邵雍。邵雍也算理学先驱，但他与周、张、二程不太一样，以研究《周易》著称，而且主要属于象数这一派，讲了很多预测学的东西，有神秘主义倾向。因为邵雍与理学有关联，所以王夫之对他还比较客气，批的时候基本不点名。
三，反佛老。对于佛教、道教、老庄坚决抵制。前面提到过，清初一些人为逃避清廷的剃发易服政策而选择出家，包括王夫之的朋友、著名思想家方以智就是这样。但王夫之坚决不肯出家，为此忍受了许多麻烦。其实他对佛老经典下过工夫，有时引用其中的语句讨论问题，但在人生观上坚决不认同，对历史上跟佛教、道教走得很近的人也大都予以否定。
四，反法家，反严格管理。作为儒家学者，王夫之反对法家、反对酷吏，都很好理解，但他对清官也没有好评，包括包拯、海瑞等等在他那儿都挨批。历史上的“清官”，大都带一点酷吏风格，或者举措不近人情，这可能是王夫之不赞赏清官的原因。与此相联系，他反对严格管理。比方说张居正搞“考成法”，就被王夫之骂得很厉害。对王安石也是如此，凡是搞改革、抓管理的人基本都挨骂。王夫之认为，统治国家，治理社会不能没有管理，但是管理只能到一定程度为止，不能无限制地强化管理，应该给被管理的人留一些自由的空间。如果过度强化管理，只能起到反作用。历朝历代发展到一定时间，出现衰落迹象，行政效率低下，弊端迭出，一般就会想到抓一抓管理，搞这个法那个法，对此王夫之都不怎么赞成，是否有些偏执，可以讨论。反正他要活到今天，对我们各种量化考核肯定是反对的。
五，反文人。就是对历代那些比较纯粹的文人，正史里入《文苑传》的，都没什么好感。包括很多大文学家都挨骂。前面提到过杜甫，其实杜甫在《读通鉴论》里倒是没出现，《读通鉴论》（还有《宋论》）里挨骂的著名文人主要是白居易和苏轼，尤其是苏轼。这个很奇怪，好像苏轼特别被理学家讨厌，朱熹就很烦他，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苏东坡这个人平时不严肃，见了人胡乱调侃，嘴又很厉害，搞得别人下不了台，理学家不喜欢这样的风格。还有就是像白居易、苏轼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受佛教影响比较重，可能与此也有关系。一个文人，儒学修养不是很纯，又迷恋佛教，做人也比较随意、潇洒，王夫之对这样的人比较鄙视。我在历史系开课时给学生讲，《读通鉴论》的一大看点是看王夫之骂人。要真是普遍公认的坏人他就不骂了，他骂的经常是你认为还不错的人。就有这个特点。
第二方面特色，是历史进化论。这一点前面讲过了。放到今天，会觉得历史进化论有什么，这谁不知道，可在王夫之那个时代这样想并不容易。清朝前期好多思想家都有复古倾向，有的主张这方面复古，有的主张那方面复古，比较厉害的像北方的颜李学派，鼓吹恢复井田制，而且真的进行了井田制试验，后来雍正也找了一些人搞井田制试验。只有王夫之，明确地反对各种复古的想法，认为根本不可能。
第三方面特色，是崇尚务实，反对虚假宣传。就是前面讲过的，对于那些不合逻辑的夸张记载，一看就是出于宣传目的编造、建构、炒作的，王夫之都会尽量揭露。而且他还发表了一些议论，总结政治家搞宣传的手段，提醒读历史时不要上他们的当。
第四方面特色，是重农，轻视工商。这一点王夫之有些落后于时代，可能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关。他成长、生活在比较偏僻的地区，一辈子没有去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和黄宗羲不一样。黄宗羲是浙江人，受江南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环境影响，因此能够提出“工商皆本”的观点。王夫之没有这样的认识，对于工商业比较轻视，赞扬历代的重农政策。这是他思想中比较保守的一面。
第五方面特色，是比较关注士人的出处问题和政治态度，具体讨论时又大量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前面已经讲到，王夫之讨论历史时经常有代入感，他高度赞扬的古人，好多与他自己十分相似，带有很大程度的自我表扬性质。王夫之一生颠沛流离，但是自视很高，把自己看作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将这样一种意识带到历史当中，他就发现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人。这样的人看上去有点像世外高人，但只是脱离政治，并非完全脱离社会，会尽可能地做一些“化民成俗”的工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传承做出贡献。比方说东汉末年到三国，有一个名人叫管宁，避乱隐居辽东。他一辈子没做官，就是在那里教教书什么的，道德高尚，当地人都对他特别尊重。地方军阀要拉他出来做官，他笑而不答，很委婉地拒绝，但是不翻脸，军阀也没有加害他。对于这样的人，王夫之十分崇拜，因为他们懂得怎么在乱世生活。既有原则，又不锋芒毕露，不是天天跟人吵架，经常得罪黑恶势力。我不招惹你，但是你非要逼着我丧失原则，那也不可以。王夫之也自命为这样的人。而且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赶上了黑暗时代，知识分子不应该太嫉恶如仇，斗争意识没必要太强。为什么？因为代价太大，导致屠杀、镇压，死很多人，致使国家元气凋零，最后灭亡，太可惜了。应当把握一下斗争分寸，为中华文化保留元气，没必要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最后全都牺牲掉。对东汉后期、明朝后期的党争，他都是这个看法。我不挑衅你，可你如果非逼着我做丧失原则的事，我也不做。实在没有办法，该牺牲就牺牲，但是我不会主动寻求牺牲。他后半生对清朝，实际上也是这种态度。总之，讨论历史的时候大量结合个人体验，是王夫之史论的一大特点。
介绍一下《读通鉴论》的版本。这部书出版历史不长，没有什么珍贵版本，主要就是介绍当代的标点本，没标点的话读起来太费劲。标点本有两种，一种是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分上中下册；另一种是岳麓书社出版的，精装一厚册，也就是《船山全书》第十册。这两种标点本，岳麓版出版在后，标点校勘比中华版精细一些，但差别很小。最大的区别是第一种没标题，第二种有标题。《读通鉴论》30卷，每卷都分好多篇，各篇没有标题，只有一二三四等序号。这就是《读通鉴论》难读的原因之一，一篇接一篇，都没标题，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中华书局标点本保留了这样的原貌。但岳麓书社的标点本有标题，按说应该更有利于阅读吧？可也不完全如此，因为这些标题不是王夫之拟的，而是后人替他拟的，应该出自晚清出版商之手。所拟标题大部分比较准确，但有小部分，我估计有百分之十几，拟得不怎么准确，看标题反而对阅读不利。总的来说，两种版本都可以用。
这部书怎么读比较好？泛泛翻阅，效果不会太好。要想真有收获，就得和其他书对着看。我在历史系开课，要求学生读的时候查找三种材料。
第一，查《通鉴》原文。《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通鉴》时有感而发的心得，你要查一查他这段感慨是从哪儿发出来的，那个地方《通鉴》原文是怎么写的。
第二，查各种典故。一方面是查王夫之所引各种古代典籍语句的出处，出自哪部儒家经书？还是其他什么书，比如《老子》《庄子》《楚辞》？这些语句的确切含义是什么？顺便，还要查查王夫之用的各种怪字怪词的读音和含义。另一方面查王夫之提到的其他历史人物、事件。虽然从《通鉴》的一个地方发起讨论，但下面的讨论一般不会只限于这个地方，而是会联系到其他人物、其他事件。不管跳跃幅度多大，提到谁查谁，提到什么事查什么事。
第三，查相关评论。王夫之发议论的地方，有些是独家的，其他人都没注意到，但大部分是别人也注意过的。那就要查查，王夫之评论的每件事，其他人评论过没有，是怎么评论的。这个比较难，会牵涉到古代其他史论著作、史书论赞，以及单篇的史论文章，可能还有近人的论述。不一定求全，查到多少算多少。个别的书可以重点对照，比如南宋胡寅《读史管见》，也是对《资治通鉴》史事的评论，也是30卷，而且王夫之明确说过这部书是他的超越目标，就应该重点对照。还有汇辑理学家语录的《性理大全》，其中讨论历史的部分也可以重点对照。
这样读最为理想，收获最大，但是太费时间。不过至少和《通鉴》对照一下，还是有必要的。我自己读的时候就对照《通鉴》。像上面说的查找三种材料，只做了一小部分，没有做完。
最后我从《读通鉴论》中举几条例子讲解一下，有些反映王夫之总体的史论写作原则，有些反映他讨论历史的视角和方法。
《读通鉴论》全书有五篇“叙论”（本来是四篇，但第四篇又分为两部分），讲总体写作原则。按说“叙论”应该放在书的开头，但王夫之模仿先秦典籍，把“叙论”放在书的末尾。叙论第一条是批判古代史学家所谓“正统论”的，岳麓版的题目为“不言正统”（以下说的题目都来自岳麓版，大家要记住，这些题目都是后人加的），这里就不介绍了。在王夫之的时代，“正统”讨论确实已经过时了。
叙论第二条，题目为“不论大美大恶”，这是王夫之的一个基本写作原则。对于历史上已有定论、价值判断倾向明显，而王夫之自己又没有特别看法的，就不会再重复发表褒贬。用他的话来说，“极词以赞而不为加益，闻者不足以兴；极词以贬而不为加损，闻者不足以戒”。再夸再骂就没有必要了。他要做的是“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就是进行更加具体的分析，揭示出前人没有注意的问题。
叙论第三条，题目为“不敢妄加褒贬”，这个题目加错了，这一条说的不是褒贬问题。那应该怎么拟题目呢？我也说不好。这一条的内容稍微复杂一些，大概是说，读史书时不要轻易受书中夸张或文学性的记载感染，这些让人拍案叫绝、血脉沸腾的地方，通常都只是历史长河表面的泡沫。特别是史书记载的各种套路、小聪明、阴谋诡计，尤其不要热衷于去学，这样就把历史学歪了。
叙论第四条分两部分。题目分别叫“因时宜而论得失”和“释《资治通鉴》论”。前一部分主要讲分析和评价历史，都不能离开具体的时代背景，因此不能脱离时代背景盲目照搬历史经验。后一部分讲虽然历史经验不能盲目照搬，但绝不能因此否认或低估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讲得比较抽象，这里不具体介绍了。
下面再介绍几条讨论具体问题的条目。
先讲一条有对比的，有助于说明《读通鉴论》的风格。公元755年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唐玄宗放弃首都长安逃往四川，半路上皇太子李亨，就是后来的唐肃宗，擅自和他爸爸分道扬镳，跑到了了今天宁夏的灵武，在那里称帝，把玄宗尊为太上皇。这件事情，实质上就是肃宗在混乱局面下强行接班。虽然后来在肃宗领导下平叛取得成效，唐朝的局面逐渐有所挽回，但强行接班这件事还是受到后人批评。典型例子是北宋范祖禹《唐鉴》。范祖禹是司马光编写《通鉴》的助手之一，所写《唐鉴》是一部专门针对唐朝的史论。《唐鉴》怎么评论这件事呢？上来就开骂，定性为“太子叛父”。紧接着把骂的对象扩大到整个唐朝，说唐朝“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都是从传统伦理道德角度作的价值评判。这是中国古代大多数史论的风格。
王夫之也讨论了这件事，见于《读通鉴论》卷二十三。这一卷关于唐肃宗时期历史有12条讨论，第一条就讨论肃宗强行接班问题。从传统伦理道德角度，他基本同意《唐鉴》的评判，说肃宗强行接班这件事“罪无可辞”，拥戴肃宗即位那帮人“其心可诛”。但是只简单骂了这两句，下面就进入具体分析的内容。首先对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唐朝的形势作了一个基本估价，认为玄宗“失德而固未尝失道”，唐朝当时并无必亡之势，如果应对得当，局面是可以扳回来的。但是应对得当并不那么简单，肃宗即位就是其中关键的一步棋。玄宗年迈昏庸，承担不了领导平叛的重任，如果肃宗没有及时即位，“天下抑有不可知者”。唐朝当时的形势和实力，总体来说优于叛军，问题是平叛过程中有可能萌发出新的动乱因素。“乱者，所以召乱也；止乱者，尤乱之所自生也。”“定之不早，意外之变继起，而天下乃以分崩，是则安、史虽平，唐尤岌岌也。”在此他举了很多其他时代的例子，比如“袁、曹讨董卓，而汉亡于袁、曹；刘裕诛桓玄，而晋亡于刘裕”。又说如果不能及时抓住平叛主动权，唐朝可能变成“萧梁骨肉分争之势”，也可能变成“汉末荆益、西晋河西之势”，也可能变成“李克用、朱全忠不相下之形”，或者发生“西晋八王之祸”。最后说：“居今验古，不忧安史之不亡，而亡安史者即以亡唐。”唐朝此后仍能维持上百年统治，肃宗及时即位这件事是非常关键的。这件事的发生，肃宗君臣几个人主要出自私心，但是客观上“因私以济公，未尝不为唐幸也”。像王夫之这样的讨论，就比《唐鉴》那样简单开骂有深度得多。他在前引“叙论”里那段自我标榜，“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这一条就是很好的例子。
再举两条对隋朝末年历史的讨论，似乎都是王夫之独到之见，前人没有讨论过的（不太确定，也可能有，我没看到）。分别是卷十九关于隋炀帝时期历史讨论的第四、第五条。第四条分析秦朝、隋朝覆亡的差别。我们学习历史，很容易注意到秦、隋两朝的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在长期分裂后完成统一，都是因为暴政而速亡，灭亡之后都出现了更加稳定和强大的统一王朝，等等。但是王夫之却要分析它们的不同。他的分析主要放在两朝的覆亡过程上，结论是“为寇于秦也易，而于隋也难”，就是说反隋起义比反秦起义更不容易。理由讲了两点。一是秦朝统一之后销毁兵器，军队主要在边疆镇守，内地防御相对比较松弛。而隋朝因为打高丽，正处于全国战争动员状态，上百万正规军都是动员好的，这时候起义难度极大。二是作为最高统治者，隋炀帝能力比秦二世强得多。沿着他的思路，我们还可以指出第三点，就是反秦有六国旧贵族的势力基础，反隋没有这样的基础。但王夫之能够揭示前两点已经很不错了。
第五条继续分析隋末动乱。“王朝周期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好像电脑一样，运行一段时间就要死机，就得重新启动，这么一折腾，电脑损耗非常厉害。这种死机就是周期性动乱，每次王朝灭亡，都会乱成一锅粥。王夫之对历朝末年动乱进行比较，提出一个看法说，其中最乱的是两个时期，“王莽之世”和“隋氏之亡”，就是说王莽时期和隋朝末年是最乱的。理由何在呢？他注意到这两个时期，一方面造反的人很多，另一方面这些造反者大部分都不称王称帝，或者是很长时期里不称王称帝。说明这些造反者不搞政权建设，没有政治目标，就是单纯的烧杀抢掠，这样的人破坏性最大。但凡称王称帝，挂出招牌，无论多么名不副实，总得假装一点点保境安民，不至于“公然以蛇豕自居、唯其突而唯其螫也”。因此他说“虚拥其名，尚愈于其无名也”（原文作“虚拥其名，尚不如其无名也”，肯定是抄错或印错了），又说“伪者愈于无”，假的也比没有强。王莽时期和隋朝末年的动乱，是否真的比其他时期的动乱破坏性更大，这还有待研究。但王夫之讨论这个问题的视角，至少是有启发性的。
对于搞政治的人来说，有包装总比没包装好，假的也比没有强，这一观点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好几次提到，并且引用了前人一个更概括的说法：“与其名存而实亡，愈于名实之俱亡。”在书中卷9汉献帝第十一条，王夫之就从这一视角讨论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问题，指出曹操之所以战胜袁绍，“名而已矣”，很大程度是赢在包装上。不过，“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成功的重要原因，古代早有定论。如果王夫之仅仅从上述角度讨论曹、袁之争，那就谈不上有新意了。王夫之的高明在于，他紧接着换了一个角度，说“虽然，名未易言也”。包装的重要性谁不知道？但搞包装也是有成本的，或者说有风险。袁绍难道不懂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好处吗？事实是他权衡利弊之后认为不值得。汉献帝这张牌固然有价值，但是一旦抢到手，也会带来新的麻烦。你得向他请示汇报，就算是假的也得装一装，这和原来自己为所欲为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汉献帝有自己的人，你得和他们周旋，防着他们对自己下手，这得费多少脑筋？曹操后来不就是这样吗？在根据史书进行以上分析之后，王夫之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袁绍还是犯了因小失大的错误，过分考虑了“利”的因素，低估了“名”的重要意义。这样来讨论曹、袁成败，就比简单概括一句“挟天子以令诸侯”深入得多。
时间差不多了，就讲到这里。主要是介绍一下这部书，让大家对它多一些了解，将来看的时候可能会省点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