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坏人”，这是不是事实？
北大历史系的阎步克老师常常会问新生这么个问题，只有很少的同学能回答：这不是事实陈述，这是个价值判断。
许多历史爱好者对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充满热情，其历史兴趣集中在善恶、忠奸、成败、治乱上。历史学家阎步克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症结——没有清晰区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
价值判断涉及主观评价，如美丑、善恶、好坏等，而事实判断则关注客观存在，处理的是真伪问题。当面对着不同评价，甚至为评价而卷入争辩时，应先行澄清各自的预设和评价标准。若评价尺度未能澄清，就等于鸡同鸭讲。因为事实判断有终极答案，而价值判断则取决于各自的角度。
相应地，有的同学还会进一步追问理论的“对错”，阎老师则强调对不同理论，主要看它能不能带来新知，不一定要轻言对错。而这并非强调不同理论都是“对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理论注定是“片面的深刻”，肯定不会面面俱到。
许多同学正是在阎老师这里，从一些看似枯燥艰涩的东西开始，逐渐去领会一种学术的境界，去掌握一种求真的技能，去积累一种贯通今古的智慧、去培养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这就要说到阎老师在北大数十年如一日讲授的《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这门通选课常常座无虚席、掌声不断，由课堂内容汇集而成的《波峰与波谷》多方面呈现了他的这些理念。
今天，让我们跟随阎步克老师的步伐，通过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些论争，学会区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用科学的学术的眼光审视历史。
1.科举制好还是不好？
阎老师指出，一个制度“好”或“不好”，积极或消极、进步或落后，取决于各人的评价尺度。
比如评价科举制。如果你的着眼点是行政合理性，因科举考试内容很多跟兵刑钱谷的行政技能无干，那么就得给科举制扣分儿。
不过科举制促进了社会流动，给底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若你的关注是公平竞争，你就会给这个制度加分儿。
科举还有另外一个历史意义——改变社会风气。考生们每次考试的时候，会举行各种活动，比如曲江宴饮、雁塔题名等。（宴饮图，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此外，古代还有这么一种选官思想：“贤者居位”。“贤者”就是有文化教养的人。科举制让有文化教养的人优先当官，促进了社会文教的繁荣，“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浩如烟海的传统典籍，大多是行政官僚的作品，这就是“贤者居位”的文化收益。
2.王莽是好人还是坏人？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变法，其中王莽变法鹤立鸡群、不同凡响。
王莽的信念是“制定则天下自平”，其“制礼作乐”的改革举措，几乎都是汉儒的一向呼吁，并且是以《周礼》《王制》为本而花样翻新的。
如果从个人行为来看，王莽一生以儒家礼仪严于律己，他的志向并不在于区区王氏一族之发展，而在于使自己成为儒生复古变法之领袖、名垂青史的圣人。尽管后人责骂他矫情任算、僭逆无道，当时之人却未必作如是观。
如果从行为结果来看，王莽盲目改革，托古改制，致使西汉迅速崩溃。可以说，他是整个西汉历史上最大的坏人。
此外，对王莽轰轰烈烈的“制礼作乐”，儒生倍觉欢欣鼓舞。明堂、辟雍之制千载莫明，而王莽几个月就建成了；“周礼”崩坏已久，王莽居然把它发扬光大了。
然而王莽“新政”没比“剧秦”长命多少，新莽不久就在混乱动荡中倒台了。秦用法术，其绝对专制和专用法律的做法，与古代文化传统不能完全调适；至于原始儒家的礼治追求，也含有空想性和非理性的因素。王莽变法，就是早期儒家空想性和非理性因素极端膨胀的结果。
秦汉律令故事，毕竟是战国秦汉间法家和文吏数百年政治建设的结晶，其中蕴含的理性行政传统，已成为帝国体制的生存基础。王莽全盘抛弃秦汉法制，全力推行“乌托邦”式的变法改制，其失败乃势所必然。
3.玄学是哲学智慧还是清谈误国？
从文化角度看，玄学，以及中古名士在经学、文学、史学、艺术上的各种成就，都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从行政角度看，玄学政治理念对专制官僚政治，会起到软化和腐蚀作用；玄学所推崇的“无为而治”的深层话语，就是皇帝垂拱，士族放纵。
“玄”字，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图为郭象与《庄子注》）
在经历了汉末清议和党锢后，士人们在寻求一种更宽松、更自然的文化环境秩序。而玄学名士又是当朝权贵，他们是为士族寻求宽松的文化环境的。
士族也是官僚，要依靠帝国体制来保持权势，因此他们不会全盘否定君臣名教；但同时他们又是士人，渴望摆脱政治束缚，向往养尊处优、自由放任的精神贵族生活，不甘心只做君主的专制工具、法制工具、教化工具。
所以他们推崇的，既不是汲汲于法律刑名的法治式帝王，也不是汲汲于礼乐教化的礼治式帝王，而是清静无为、心在山林的道家式君主。
玄学突破了正统儒教，其对“自然”的推崇，也包括对人的价值、天性和自由的更多关注与肯定；魏晋以降“学在家族”，在动乱飘摇中，也确实就是士族阶级维系和传承了中华古文化，系一缕于不绝。
然而玄学又是士族的意识形态，士族名士虚无放诞、热衷玄佛文史，“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消耗了巨大政治资源，所提供的行政业绩却并不相称。
4.南朝更好还是北朝更好?
阎老师指出，在做价值判断时，你可以选择宽松的南朝更“好”或严峻的北朝更“好”；但自然的法则，只是适者生存。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的历次入主，从宏观上构成了中国专制集权不断强化的又一机制，这就提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中国史与北方民族史。
“南朝化”和“北朝主流论”看起来各有侧重，其实不妨并存互补。前者是就唐以后的变化而言的，主要就经济与文化而言；后者是就南北朝而言的，主要就政治与制度而言。
若从“汉化”来理解“南朝化”的话，那么通观中国史，少数族在入主华夏居地之后，都会发生适应性的“汉化”。北朝并无例外，其政治社会变迁的主调也是“汉化”。
图中绘列国使者立像十二人，皆左向侧身,身后楷书榜题，疏注国名及山川道路、风土人情、与梁朝的关系、纳贡物品等。列国使者自右至左为:波斯国、百济国、丘兹国、倭国、狼牙修国等等。（《职贡图》，[梁]萧绎，宋人摹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如果从政治角度去理解，“武力”不仅决定战争胜负，还能引发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变迁，例如，可能推动更集权、更法制化和更富功绩制精神的政治体制。“五胡”不只带来了不同的语言、风俗和血统，也造成了与江左不同的政治结构，即以异族皇权、军事贵族和国人武装为主干的体制。
从北朝那个“历史出口”，既走出了一个因民族融合而生气勃勃的新生中华民族，同时也迎来一个更强大完善的专制集权体制，它由衰转强的起点，就是民族暴力的制度化。
中国王朝经常陷入周期性衰败，专制松弛而权力流失，随后战乱在各处制造暴力；新政权是通过军事活动和军事组织而重建的，吸收了那些暴力，将之制度化，将之转化为新的、更强悍的专制集权。
陈寅恪的“塞外野蛮精悍之血”说法，既云“精悍”，又云“野蛮”，反映了北方民族问题的两个方面。十六国的军事专制，是以被征服民族的屈辱甚至鲜血为代价的。
专制主义这头猛兽，是以暴力为食料的。除内源性的暴力之外，外源性的民族冲突、民族压迫和民族统治，同样也能供应暴力。异族征服者在征敛赋税、在施行法制、在管制那些腆颜事仇的官僚之时，心更狠、手更重，专制集权由此强化了，政治行政机器也高效运转起来。
我们祈求人类理性的进步，尽管并不确知未来；同时在反观历史之时，无所回避，尽量正视并忠实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