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法”与“秦法”：
《史记》一处校勘的政治文化解读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陈侃理
摘要：本文尝试通过政治文化变迁，来解释《史记》中的一个校勘学问题。《史记》在叙述萧何的功业时用了“奉法”二字，但后人根据今本《汉书》将之改作“秦法”。这一校改没有版本上的坚实依据，而是出于对汉初政治文化的误解。追溯校改的源头，是由于北宋中后期馆臣重校官刻《汉书》时，受到当时崇尚革新的政治风气影响，轻视“奉法”，不自觉地将之排除在功业之外。
关键词： 《史记》 《汉书》 校勘 政治文化
《史记·萧相国世家》篇末载太史公曰：
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金圣叹评点道，此节欲扬先抑，而“‘谨守管籥’四句，是相国一生真才实学”，又说：“此四句十六字，便是‘录录未有奇节’人也。有奇节人，正不能尔。”称扬萧何谨慎守职，遵奉法度，顺应民心，功勋卓著，人生结局与“有奇节”而被诛死的枭雄韩信、英布等恰好相反。
在金圣叹的阐发中，“奉法”二字对文意相当关键。但就是这“奉法”一词的“奉”，却被另一位著名文人查慎行认定为“俗本”讹字。查慎行说，《汉书·萧何曹参列传》的班固赞语融合了《史记》中萧、曹两《世家》的“太史公曰”，而“奉法”却作“秦法”。在他看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应是六字为句，“辞义极足”；出现四字为句的错误读法，不过是因为“俗本《史记》‘秦’字讹作‘奉’”罢了。
查慎行的判断，还仅是以《汉书》校正《史记》之文。乾嘉时期专研《史记》的学者梁玉绳则又补充了新的证据。他说，《班马异同》中的《史记》之文也作“秦”，可知“奉”是讹字。这个意见被清末主持刊刻金陵书局本《史记》的张文虎采入校刊札记。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作《史记会注考证》亦引此说，并补注云日本有古抄本亦作“秦”；水泽利忠在《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中列出了他所见作“秦”字的诸本。王叔岷也认为此处“‘奉’乃‘秦’之误”。梁玉绳的意见还经由张文虎的札记，被中华书局点校本所采纳，而新的《史记》点校修订本更据梁氏之说，将正文改为“秦法”，标点亦以六字为句。如此一来，金圣叹的评点就彻底落了空。
“奉”“秦”二字形近易讹，“奉法”与“秦法”两词却含义迥别。两者究竟孰是孰非？今本《汉书》为何不同于《史记》？梁玉绳以降，学者对《史记》的校读是否可信？这不仅是版本校勘问题，还需要从政治文化的变迁中一窥究竟。
一、《史记》《汉书》文本的版本校勘
相比于金圣叹的评点气味和查慎行的文人武断，梁玉绳以来的校勘显得相当学术化。但在“奉法”与“秦法”之间作取舍，不是单纯技术性的文献校勘，还至少要考虑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史记》《汉书》的原文究竟是“奉法”还是“秦法”？第二，“太史公曰”和班固赞语分别指向西汉初年的什么史实，评述是否准确？第三，《史记》《汉书》中的异文是如何产生的，在历史上有过怎样的变化，原因是什么？
版本校勘仅是处理第一个层次问题的手段之一。问题的全部解决，归根结底还取决于如何认识萧何的功业和汉初的政治文化。当然，为了思考后两个层次的问题，必须先厘清第一个层次，还得从版本校勘说起。
梁玉绳论证《史记》作“奉”为讹字，有两个依据，一是《汉书》，二是《班马异同》。后者是南宋倪思所编比较《史记》《汉书》文章的书，以大字录《史记》本文，用小字注明《汉书》的删改增补。其中的《史记》文本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处处与《汉书》比勘，难免受其影响，终究不能视同《史记》本书。可以说，梁氏断定“奉”为讹字，并无《史记》的版本依据。
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提供了不少作“秦法”的校勘资料，有“南化”“枫”“棭”“梅”“绍”“详节”诸本，但作为文献学证据是否可靠，仍需具体分析。其中，“南化”“枫”“棭”“梅”四种都不是实际的版本，而是日本所藏南宋黄善夫、元代彭寅翁刻本上手写的标注，反映了日本室町至江户时代（约当明清）学者校读《史记》的成果。这些标注取材范围颇广，并不限于《史记》本书各卷和各个版本，而往往以他书参校。不少异文或来历不明，或可以确知不是出自《史记》。比如“南化”即“南化本”，指现藏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南宋中期建安黄善夫刻三家注本《史记》，因曾归僧人南化玄兴而得名。此本现有日本汲古书院影印本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翻印本，正文原字仍作“奉”，而在板框下方栏外，标注“奉乍（作）秦”（见图1）。这未必来自《史记》的某个版本，而前后还有几个校字注记，如“谨乍（作）慎”“以乍（作）已”“羣乍（作）功”，都未见版本依据，需要慎重对待。另一套黄善夫刻本，为日本狩谷棭斋求古楼旧藏，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此页与“南化本”显系同版，而在“奉”字上加朱点，书眉对应处标注“秦”字（见图2）。 同页还在“何谨守管籥”上标注了“信”字，显系据《汉书》“何以信谨守管籥”而校改。这个迹象提示，校“奉”为“秦”应该也是对勘《汉书》的结果。水泽利忠接下来提到的“详节”，指南宋吕祖谦所编《史记详节》；而“绍”则指南宋绍兴十年（1140）邵武朱中奉刊本《史记》。朱中奉本现仅存一部，藏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但一度在南宋颇有影响。水泽利忠说，此本独异的文字与《史记详节》的一致之处非常之多。我推测很可能这就是《史记详节》“奉”作“秦”的来源。如学者所说，朱中奉本校刻质量不高，错讹甚多。此本作“秦法”，或是无心之失，或是受《汉书》影响而改，是不足据以认定《史记》原文的。
图1 《史记》“南化本”校记标注
图2 《史记》“国图本”校改
目前所见的《史记》各宋本，除朱中奉本独异，都作“奉法”。这些版本的共同源头是北宋前期的官刻本。北宋官刻本《史记》现已不存，但宋真宗景德年间编修的《册府元龟》引“太史公曰”之文，正作“奉法”，可以旁证北宋前期《史记》官本此处也应是“奉法”。
以上已经说明《史记》原文作“奉”，校改作“秦”在版本上没有坚实的依据，主要还是根据了《汉书》中的班固赞语。但班固赞语既是改编自“太史公曰”，为何要在此立异呢？是班固对萧何功业的看法不同于太史公，还是所见本《史记》文字异于今本，抑或是今本《汉书》文字错讹，已失原貌？
带着这些疑问反观《汉书》，可以发现，作“秦”字并非确凿无疑。《汉书》的早期引文中有作“奉”的例子。北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三“相国”条云萧何“起刀笔吏”，自注云：
班固曰：“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当时录录，未有奇节。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谨守管籥，参与韩信具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
其中引述的“班固曰”无疑取自《汉书·萧何曹参列传》末尾的班固赞语，与通行本文字略同，唯“秦法”二字引作“奉法”，反而同于《史记》。
《职官分纪》此条异文有很高的校勘价值。其书虽成于北宋后期，但述宋以前事则是承袭北宋前期杨侃所著的《职林》，上引班固语亦在其列。杨侃还著有《两汉博闻》十二卷，很熟悉《汉书》和汉史，而他所见《汉书》应与今本多有不同。据《东都事略》记载，杨侃举进士后“直集贤院者二十七年不迁”，任职至仁宗天圣四年（1026）。由是可知，他初直集贤院当在咸平三年（1000）前后，而编撰《职林》大约也始于此。咸平中，太宗淳化五年（994）启动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校刊工程刚刚完成。这是“三史”第一次版刻，成为此后官刻“三史”的基础，也为杨侃提供了便于利用的资料。但这个“淳化本”因“当时校勘官未能精详，尚有谬误”，随即被真宗要求进行校正修订。其中，《汉书》在景德二年（1005）校订完毕，总共订正了三千多字。三十年后，仁宗景祐元年（1034）至二年，馆阁又重加校勘，奏上《汉书刊误》三十卷，并“改旧摹版，以从新校”，在此前“淳化—景德本”的原版片上剜改。现存最早的《汉书》版本——北宋末南宋初刻本的书末题记称“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损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字”，而书叶中有不少文字较疏或挤刻的地方，显示出剜改的痕迹。此后，神宗熙宁二年（1069）又曾印行过一部重校后的《汉书》，[25]但详情不得而知。上述北宋末南宋初刻本由于有景祐校刊的题记，过去被称为“景祐本”，现在学界公认是北宋末南宋初刻本，所覆底本不会早于真正的景祐刊本，相比咸平中所能见到的官刻本，差异至少已达数千字。这数千字在整部《汉书》中占比不大，但仅就容易讹误的地方而言，修订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存世《汉书》刻本皆源于较晚的校印本，《职官分纪》所保留的“奉法”二字，却很可能通过继承杨侃《职林》的原文，保存了北宋“淳化本”甚至更早抄本的面貌。
也许有人要问：杨侃、孙逢吉会不会根据《史记》，将所见本《汉书》的原文“秦法”改成了“奉法”呢？可能性很小。因为，编辑《职林》《职官分纪》这样的类书，功夫重在抄撮而非校勘，不太会主动校订文字，更不可能依据他书校改所引书。考虑到梁玉绳以降的学者纷纷将“奉法”改为“秦法”，如果要“反其道而行之”，改“秦法”为“奉法”，更需经过特别的思考，不像是类书作者会有的作为。
综上所述，《汉书》的原文应该与《史记》相同，也作“奉法”。那么，为何古今众多校勘者会倾向于将《史记》《汉书》中的“奉法”改为“秦法”？我想，在这样缺乏版本依据又大幅变更文义的校改中，他书异文、判定形讹都不过是表面的理由，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校读者的历史认识。
二、关于萧何与秦法的历史认识
今本《汉书》中，班固所谓“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意思可以理解为顺应百姓痛恨秦法的心理，将之废除，而更新统治。稍知汉史的读者很容易联想到汉高祖的“约法三章”。刘邦入关之初，宣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因此“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余悉除去秦法”。这似乎构成了上面两句话的本事，让人下意识地以为“疾秦法”文意通顺，作“奉法”则与史实相矛盾。
但揆诸史实，尽废秦法是临时之举。韩国磐指出，三章之法“只是一时的策略”，张建国则推断三章之法的有效期只有两个月或最多两年。陈苏镇进一步认为，三章之法的施行时间可能只有三到五个月；等到汉元年年末或次年年初，萧何负责处理关中事务时，就开始“为法令约束”，突破三章之法，而具体办法“很可能是重申曾被刘邦废除、后被三秦王恢复的‘秦法’”。汉初政权既然“据秦之地”“用秦之人”，那么“入乡随俗”，继承包括法律在内的一系列秦制，就成为统治关中、进取天下的关键一步。
对此，史有明文。《汉书·刑法志》说：“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这已明确指出，三章之法不能持久，萧何很快就制定了汉律。所谓汉律，正是删选、修订“秦法”作成的。班固既然已经认识到萧何“攈摭秦法”，就不大可能再说他“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了。
揆诸史实和作者的历史认识，“疾秦法”说不通，那么作“奉法”又当如何理解呢？在汉初人看来，“秦法”不必尽废，而“奉法”更是官吏善治的良好表现。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淮阳守行县掾新郪狱”章中，汉初的治狱者问责原新郪县令信，称他“不谨奉法以治”。可见，“奉法”是官吏的职责，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汉宣帝时，吏治号称良善，但也曾下诏书说“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称朕意”，指出许多官吏在约束自身行为和奉行法律方面还不达标。除了指奉行法律之外，“奉法”还往往与“守职”“遵职”连言，含有不越职分的意味。《史记》记载苏建劝谏卫青举贤纳士，卫青坚拒，说：“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这样谦退、保守的“奉法”，正符合“汉承秦制”“萧规曹随”“清静无为”的统治风格。
统治风格的变化，是汉初用秦法而不重蹈亡秦覆辙的原因之一。汉初统治与秦的根本差别，不在所用的法律条文本身，而在如何看待法律、执行法律。大体来说，萧何、曹参为相时期，朝廷对法律较少更动、增益，主政大臣缩减自上而下的主动施为，而让属下的事务官吏严守既定的法规章程，给予人们明确、稳定的行为预期。汉初所用仍是秦法，但为政风格却从秦的崇尚细密、高效、多事，一变而为崇尚“无为”、任用“长者”，“举事无所变更”。其效果正如司马迁所说：“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阎步克指出，汉初在继承秦制基础上调整政策，将官僚机器的转速降到最低，减少其承担与发动的事务，从而缓和对社会的压力。这种作风顺应了大乱之后民心思定的时代潮流，逐渐化育出一种高稳定、低竞耗的政治生态，也促成了社会的休息和再生。当时民歌唱道：“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以清净，民以宁一。”这正好可以用作“奉法顺流”的注脚。如此看来，用“奉法顺流”来形容萧何、曹参为相的特色，是恰当的。
要说明的是，汉人对“奉法”的态度不尽相同，并且会随时风而改变。这在《史记》一书之内就有踪迹可寻。
《太史公自序》云：“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据此可知，司马迁对奉法之循吏的评价不高，只说无功无过。然而，《循吏列传》的传主都是先秦人物，如郑子产等，所获评价甚高，绝非无功无过之辈，如云：“公仪休者……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朱东润甚至据此认为《循吏列传》是伪窜之作。不过，公认的《史记》亡佚篇目并无《循吏列传》，说今本伪窜，失之武断。更有可能的是，《太史公自序》中的《循吏列传》小序是司马迁所作，而《循吏列传》本身则保存了司马谈的旧文。《萧相国世家》的“太史公曰”，很可能也出自崇尚黄老道家的司马谈之手。《太史公自序》述《萧相国世家》之宗旨云：“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重在表彰萧何在楚汉之争中的事功，与《世家》本篇末尾的“太史公曰”大异其趣。这也是父子之间思想旨趣不同所致。
无论如何，将《史记》《汉书》对萧何功绩的评价，解读为“人民痛恨秦法，而他顺应民情，推翻秦法，重新开始”，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史记》《汉书》作者对汉初历史的认识。后人根据所见本《汉书》，改《史记》之“奉法”为“秦法”，是由于他们对秦汉之间政治上的断裂印象深刻，忽视了法律的连续性，也没有理解汉人对“奉法”的推崇。这样的倾向，同样可能存在于《汉书》的早期传抄者中。他们中有人将“奉法”改作“秦法”，而北宋官方的校刻者也据此误以“奉”字为形讹，作“秦”是正字了。由于北宋时期《汉书》和《史记》的历次校刻、刊正一般都由不同的人分工负责，《汉书》的误改没有影响到官刻《史记》。如今，自然也不应该依据《汉书》的误字校改《史记》原文。至于今本《汉书》中的“秦法”，自北宋刻本以来业已形成传统，倒不妨保留下来，供读者思考致误之由吧！
三、宋刻本致误之由蠡测
北宋官刻正史，校勘者皆一时名家，以精审著称。《汉书》的校勘者为何会误改“奉法”为“秦法”？要找到致误之由加以证实，谈何容易！行文至此，本可结束。不过，清代文献学家顾广圻自取室名“思适斋”，以此主张通过思考致误之由来增进读书的乐趣。斋号典出北齐文士邢邵“日思误书，更是一适”之语，而邢邵还说：“若思不能得，便不劳读书。”这就不免让人想要寻根究底起来。
“奉法”二字，《史记》各本不误，关键的变化应归结于《汉书》的北宋官刻本将杨侃所见本中的“奉法”改成“秦法”。考察《汉书》校刻的过程，宋太宗淳化五年奉诏校刻的负责人有陈充、阮思道、尹少连、赵况、赵安仁、孙何，真宗咸平至景德年间覆校“淳化版”的责任人有刁衎、晁迥、丁逊，仁宗景祐元年至二年再校修版的负责人有余靖、王洙、张观、李淑、宋郊，嘉祐六年（1061）又命秘书丞陈绎重校，并诏参政欧阳修看详，至熙宁二年印行新校本。以上诸人，都有可能对今本《汉书》文本施加了影响。下面从存世的宋祁校语寻绎线索，结合校刊时的政治风气、参与者的思想观念，试作推测。
南宋庆元刘之问刊本、嘉定蔡琪刊本收录了宋祁等人的校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宋末南宋初刻本《汉书》上亦有过录。后者卷八一《匡张孔马传》之末录有宋祁校后记，云“景祐四年三月廿三夜校毕”，又云“康定二年（1041）用浙本再校”，时间在“景祐本”刊定之后。宋祁的参校本中包括多种早期写本以及官刻“淳化本”“景德本”，也包括经过余靖刊误的“景祐本”。值得注意的是，在《萧何曹参列传》的“秦法”处，并无宋祁校语；若非遗漏，则可说明此处在景祐至康定年间宋祁校勘时尚无异文。杨侃在咸平中所见之本既作“奉法”，宋祁所见各本也应该是作“奉法”，故不必出校。因此，《汉书》的“奉法”很可能是到了“景祐本”以后才被改作“秦法”的。这就不能不让人将目光集中到始于仁宗嘉祐六年，由陈绎和欧阳修负责的重校了。
仁宗朝是宋代士大夫政治发展的关键时期。邓小南指出，这一时期士大夫对自身的定位变得比以前积极，不再满足于“奉行圣旨”、因循成法，而是更主动地承担道义责任，力求推行先王之法、三代之制，以此与君主“共治天下”。在这样的政治意识下，宋代原有的行政风格、人事选任就显得保守僵化，而“奉法”一词的正面意义大为削弱。
根据李更的研究，馆阁校勘的分工也在仁宗朝发生变化，从全由馆职完成，改为由馆职或准馆职及国子监官员承担具体校勘，翰林学士、知制诰等“文学侍从之臣”负责审校。在嘉祐六年的《汉书》重校中，承担具体校勘的是秘书丞陈绎，身为宰执的欧阳修负责最终定稿。次年，欧阳修又以参知政事“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成为馆阁校勘工作的总负责人。
在欧阳修文集中检索“奉法”一词，可以发现，其感情色彩大体属于中性或略带贬义。庆历二年（1042），欧阳修为集贤校理，作《武成王庙问进士策》，其第二问曰：
礼乐，治民之具也。……大宋之兴八十余岁，明天子仁圣，思致民于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广，元元之众，州县之吏奉法守职，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识俎豆，耳不闻弦匏，民俗顽鄙，刑狱不衰，而吏无任责。
这是责备地方官不兴礼乐教化，而“奉法守职，不暇其他”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欧阳修知制诰时，撰写有不少任命官吏的制敕，其中对占绝大多数的治绩平平而循资升迁者，往往用“奉法”来形容，语气稍显贬抑。比如，庆历四年拟制敕曰：
唯奉法守职而免于有过者，考其积日，皆得叙迁。苟有能称，岂无懋赏？尔等寄于民政，咸上岁成，俾登于朝，盖用常典。若夫异绩，在尔勉焉。
大意是“奉法守职”仅是无功无过，算不上有“能称”“异绩”；尔等积累资历而得升迁，不过是因循常例，还应更加努力才是。类似的制敕文颇多，不烦赘举。
欧阳修能够如此代拟“王言”，说明对“奉法”的这种看法应当已经不专属于他个人，而可以反映朝中比较普遍的观念。比欧阳修更加年轻的一辈士大夫，对于“奉法”似乎更加轻蔑乃至担忧。苏轼在嘉祐六年的应制文中写道：“天下务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缓急将谁为之倡哉？”这样不推崇“奉法”而倾向于革新进取的风气，不久之前已经促成了“庆历新政”，下一步即将孕育出“熙宁变法”。沐浴在如此时风中的人们，读到《汉书》中大力称扬萧何，将“奉法”当作功业的字句，自会感到意有未安吧？
在仁宗朝后期，欧阳修作为重校《汉书》的看详官，有权决定最终的文本。我们无法断言他是否校改了“奉法”二字，但至少可以说，欧阳修和他的同僚有这样的时机，也有这样的动机。很可能在此之前，已有某个史失其名的校读者提出了这个意见，最终被官刻本所采纳。直接的采纳者，可能是欧阳修，可能是陈绎，也可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哪位馆臣。何人何日，难言必是，而此时此书，宜有斯事。确定校改者的名字，或许并不那么重要。
嘉祐六年开始的重校《汉书》工作，直到熙宁二年才告成功。这一年，欧阳修63岁，身在青州外任之上，年事已高，老眼昏花；而49岁的王安石刚刚出任参知政事，即将展开变法。书成之后，欧阳修因“尝预刊定”，获赐一部。为此，他写了一道谢表奏上。其文曰：
惟汉室上继三代之统，而班史自成一家之书。文或舛讹，盖共传之已久；诏加刊定，俾后学之无疑。一新方册之文，增焕秘书之府。……然臣两目昏眊，虽嗟执卷之已艰；十袭珍藏，但誓传家而永宝。
宋朝君臣重视《汉书》，反复校刊，无疑抱有取鉴盛汉、追法三代的宏愿。而馆职不仅是为图书的编辑出版，更是为未来的侍从、宰执之臣储备人才。他们的校勘不仅反映学识，也间或透露出对历史、人生和政治的体察和主张。今本《史记》《汉书》，都曾经宋人校刊，也经过历代读书人的研讨。读者考校一字之是非，所思所虑，或亦有不能止乎一字之是非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