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聚焦秦汉时期“禄秩”的渊源与演变。在上半讲中，阎老师指出周代存在爵禄和吏禄两种不同的报酬方式，前者以“人”为中心，后者以“事”为中心。爵禄看重身份，具贵族政治色彩；吏禄看重绩效，具有官僚政治色彩。原本给“府史胥徒”颁发的稍食，是秦汉官员禄秩的源头。从战国到秦汉，稍食的应用范围逐渐向官吏等级高端扩展。在这一过程中，禄秩序列经历了一个“高端趋繁”与“低端趋简”的变化。
从爵禄到俸秩：
官僚政治的拓展（上）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阎步克
战国秦汉时，政治体制、政治形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相应地，周代以“卿大夫士”作为主干的品位结构淡出政治舞台，两种新兴的位阶拔地而起，一个是二十等军功爵，另一个是由若干石秩级所构成的禄秩。今天讲授的内容是秦汉秩级，这个话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稍食”，一个是“比秩”。
一、谷禄、稍食与俸秩
周代贵族任职的报酬方式很原始，就是直接给予土地和人民。这也曾是世界很多地方历史早期的通例。拥有一块地、管着一群人，其身份就是“君”了。战国时的商君、春申君、信陵君、武安君、文信君之类，也是类似的君。不过在战国时，随着行政体制的不断发展，谷物俸禄萌生，逐渐取代了直接授予土地人民的方式。这是一大进步。
一些资料表明，谷禄之制在战国已发展起来了。《孟子》记载，齐王愿意给孟子一块居地，“养弟子以万钟”（《孟子·公孙丑下》）。“万钟”是很优厚的待遇，跟卿的收入差不多了，可见齐王对孟子十分器重。齐国有个学士田骈，在稷下学宫里讲学，享受着大夫一级的待遇，但用不着承担行政，“不治而论议”。有人调侃田骈说，先生自称人生态度是“不宦”，但又着享受大夫的“訾养千钟”，好比一个女生，宣称不结婚成家，却生了七个孩子。这里的“訾养千钟”，显然就是谷禄（《战国策·齐策》）。又，“魏成子以食禄千钟”（《史记·魏世家》），“客或欲见于齐桓公，请仕上官，授禄千钟”（《管子·小问》），这样的“千钟”都是谷禄。曾子早年做过小吏，薪俸非常微薄，以升斗之禄养活父母，后来做到了三千钟之官，父母却已不在世了，他心里十分悲凉（《庄子·寓言》）。楚国曾悬赏捉拿伍子胥，赏格是“爵执珪，禄万檐，金千镒”，“禄万檐”就是万石的谷禄。墨子曾向卫国推荐了一位士人，那士人不久拂袖而归，他对墨子说，承诺的待遇本是“待汝以千盆”，可到达后仅仅“授我五百盆”，只兑现一半，言而无信（《墨子·贵义》）。这些都是战国谷禄的例子。
谷禄出现之后，行政体制位阶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诸侯享受的东西最优厚了，他是一国之主，管的土地、人民最多。大夫有采邑，有了采邑就可称君了。士一级的小贵族，政府授给他们田。这种田应该是政府给其人手替他耕种的，因为他不可能既给公家办事，又回去种地。所以士的禄田有人手、有土地，两样都给他。理论上诸侯封国世世代代、千秋万世。但从《左传》上看，大部分的采邑，在退休的时候，是要还给国家的。也就是说，你自己是有自己的家产的，可是你承担公职之后，国家还会给你增加一份待遇，这份待遇在退休之后应该退还给国家。所以诸侯的封国是个长时段的报酬；大夫采邑有一部分要退还，有一部分后来就成为永久性的了；士之禄田，在履行职务的时候能够保有，离职后要退还，这也是短时段的报酬。
战国的谷禄，从额度上来推测，应是年俸。万钟、千钟、三千钟、万石、千盆、五百盆之类，应是一年的待遇。从“食邑到食谷”的变迁，学者已有考察。最初作为任职报偿而授给卿大夫的，是封邑。可是战国以来，国君逐渐插手封邑，派官员替封君实施管理，封君的权力被朝廷一点点蚕食，后来索性就由朝廷征收赋税，只是把全额或部分赋税转发给封君而已。封邑每年征收的租赋，由此演变为官员的年俸。春秋以上的采邑，由此蜕变为战国时的封邑。在“食邑”的时代，封君能够支配土地人民，是实实在在的“君”；在“食谷”的时代，封君丧失了治民之权，“官僚”色彩大大浓厚了。
以上分析显示，年俸来自封邑的赋税，而赋税是按年度征收的，所以年俸以“年”为周期。可秦汉官员的俸禄是月俸，是按月发放的。这是一种短周期的报酬方式。“按月发放”这个规矩是从哪来的呢？
在周代，诸侯、大夫、士等阶层之下，还存在着一个胥吏层次。在《周礼》中，这个层次被称为“府史胥徒”。府是管仓库的，史是文书吏，胥是某种有才能的吏员，徒是干活出力的人。他们在官府里承担着各种具体行政事务。胥吏的待遇是什么呢？他们以什么为生呢？在这时候，我们的视线就投向了“稍食”。
什么是“稍食”呢？根据先秦的文献，“稍食”是发给胥吏、百工、庶子的口粮。除了“食”，人们还要穿衣，所以当时也会发放衣装，广义上“稍食”也可以把衣装涵盖在内。赘言之，“稍食”就是所发放的基本生活资料，主要由衣食构成。
稍食是怎么发放的呢？《周礼》说：“稽其功绪，纠其德行，几其出入，均其稍食。”对于以稍食为生的府史胥徒，官府要对其业绩品行加以考核，据此“均其稍食”，确定其口粮的标准。“月中则会其稍食”“月终则均秩”，表明稍食是按月发放的，“岁终则均叙”表明年底还有一次考核定等。唐人贾公彦说，“稍”就是“稍稍与之”之意，就是按周期逐步发放；贾公彦的“则月俸是也”一语，把周代稍食跟秦汉月俸直接联系起来了。《说文解字》对“稍”的解释是“出物有渐也”，也是按周期一次一次地发东西的意思。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以稍食为生。《礼记·中庸》：“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对工匠的业绩，每日有检查，每月有考试，“既廪称事”意味着口粮和业绩直接相关，如郑玄所言：”日省月试，考校其成功也。既读为饩。饩廩，稍食也。”
稍食按月发放，是一种短时段的报酬。进而按薪俸的发放周期进行排比，那么卿大夫的采邑周期最长，往往是世代传袭的；然后是士之禄田，任职期间享有；其次是年俸，按年发放；最短是稍食，按月发放。谷禄这种报酬形式适应了官僚制的流动性，官员表现优异可以随即增加其禄，表现不佳可以随即削减其禄，甚至解除职务停发其禄。月俸的周期最短，同现代的月薪之法完全相同，它最大限度地适应了官吏的流动性与考核制。
概括说来，周代稍食之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按月发放，短时段；第二，每月需经考核，年终还有总考核，功绩制性质非常浓厚；第三，能力强、工作量大，稍食标准就提高，那么稍食等级，进而就成了胥吏的身份等级了。换言之，作为薪俸形式的稍食，进而成了官阶的形式，具有行政级别的意义了。
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对“稍食”和“爵禄”这两种报酬方式之异同，做了一个精彩阐述。他说“禄与爵长相因”，你能获得多少报酬，取决于你爵位的高低，取决于你是卿、是大夫还是士。“有一定之爵，则有一定之禄，不当稽其事以为之制”，意思是说“爵禄”取决于你的身份有关，而不是取决于你的工作量。稍食就大不相同了，稍食要“视其事之繁简，功之上下，以岁时稽而均之”，稍食是根据职责、能力与业绩来评定的。公、卿、大夫、士这些爵级是“以人为中心”的，也就是以贵族身份为尺度的。而用“若干石”来衡量的稍食是“以事为中心”的，也就是以职能、业绩为中心的。在下图中，我用铁锹和土堆表示所付出的劳动，用米堆表示所得到的口粮。概而言之，“爵禄”具有浓厚的贵族政治意味，“稍食”则已展示出了官僚政治色彩，这就意味在周代这个贵族时代，在行政架构的最底层，已潜藏着选贤任能、稽事考功的因素，也就是官僚制因素了。无论先秦稍食还是秦汉禄秩，都具有“视其事之繁简，功之上下，以岁时稽而均之”性质，相对于贵族“爵禄”，我们可以把先秦稍食及秦汉禄秩称为“吏禄”。
在战国时，存在着各种领取口粮的服役者，包括刑徒。秦简所见刑徒的口粮标准是这样的：男性成人刑徒“隶臣”，口粮每月2石，一年24石。这大概刚够他维持生命和承担劳役。女性成年刑徒“隶妾”，口粮每月1石半，一年18石。在秦朝活着很悲惨，哪怕你未成年，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就成了国家的刑徒了。小城旦、小隶臣作者，每月一石半，每年18石。小妾，这就是女生了，小舂作者，每月一石二斗半，每年15石，这就是仅仅能维持生命。这些数字可以让大家了解秦汉的劳动者每月消耗多少粮食。
按，汉代“百石”这个秩级之下，还有“斗食”“佐史”两等。“斗食”之名，大约起源于“日食一斗”的口粮标准。据《墨子·杂守篇》，战国“斗食”本指日食一斗，每月3石，每年36石。古人一天吃两顿饭。斗食就是把一斗分成两份，作为一天两顿饭的口粮。如遇灾荒，那就得削减口粮，为改成“参食”了，也就是把一斗分成三份，只吃其中的两份，就是吃2/3斗，以年计就是24石。若灾荒严重，还会降为“四食”“五食”甚至“六食”，它们分别对应着终岁18石、14石4斗及12石。明清政治特征与秦汉颇有类似之处，无独有偶，明朝胥吏也按食米多寡分等，有大二石五斗、大二石、大一石、小二石、小一石之别。这样的做法，与先秦稍食、与秦汉月俸异曲同工，都是“非人格化”（inpersonal）的，就是只把“吏”看成一份劳务、一份报酬。
周代的爵名大多来自人称、亲称，如公、伯、子、男、卿、大夫、士等。这也体现了周爵“以人为中心”之特征，也就是品位分等之特征。“吏”就不同了。“吏”这种角色是“以事为中心”的。请大家看上图这几个字：“史”“吏”“事”字形一脉相承，跟“使”字也有密切关系。“吏”就是“任事者”的意思，“使”也指承担了某种特殊事务的官吏。对“吏”的管理是“以事为中心”的，所以要根据职能、业绩评定俸额，干得多就吃得多，干得少就吃得少。我们说秦汉帝国“以吏治天下”，意指皇帝不是把百官看成一群高贵的人，而是把百官看成一群干事的人。
官吏所得谷禄，理论上同职责、能力与业绩成正比。反过来说，其谷禄的多寡，可以反映所确认的职责大小、所需要的能力强弱、所期望的业绩高低成正比，而这三项恰好就是官职分等的标准。这意味着谷禄多寡的额度，可以用作官职高低的尺度。这也就是“禄秩”了。“禄”是谷禄，“秩”是等级，“禄秩”也就是“以禄为秩”，把谷禄用作职等之名。“以禄为秩”的做法，战国已出现了。《战国策》记载燕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这个“自三百石吏”，就是谷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这表明燕国的谷禄额度已发展为官阶。如官蔚蓝所言：“燕国且已以‘石’定官任之高卑，官俸制度似已成为国家常制。”《商君书》中能看到千石之令、八百之令、七百之令、六百之令的记载显示，则在商鞅时代，秦国也用谷禄额度来标示职官等秩了。《韩非子》书中还能看到五十石之官，百石之官。“五十石”的禄秩相当低了，跟“斗食”一年36石、隶臣一年24石的口粮标准，相当接近了。这也暗示着“禄秩”起源于职官体系中最底层的胥吏口粮──稍食。
二、秩级结构与级差变迁
如前所述，在周代“稍食”中埋藏着中国制度史上最早的“按劳付酬”因素，即官僚制因素；秦汉的月俸形式和禄秩等级，就起源于职官体系中最底层的胥吏口粮──“稍食”。在战国秦汉的官僚制取代贵族制的进程中，包含着一个“吏禄取代爵禄”的进程，也就是最底层的胥吏稍食，逐渐向官吏等级高端扩展的进程。
在上图中，我用绿颜色表示“爵禄”，用橙色表示“吏禄”。绿色逐渐缩小、橙色逐渐向上蔓延、一直覆盖到顶端的这个变迁，也就是“吏禄”取代“爵禄”的变迁。具体说，就是：稍食最初只用于最底层的府史胥徒，而战国以来，这种用口粮额度来确定秩等、按月发俸的方式，就逐步向官吏体制的中端、进而是高端扩展了。
《韩非子》提到，吴起在楚国改革，其措施包括“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以及“绝减百吏之禄秩”。“封君”就是等级高端享有封邑的卿大夫，其所享有封邑属于“爵禄”；百吏则以谷物俸禄为生，也就是以“吏禄”为生。
《荀子》书中也透露了这一变迁。荀子说“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又说“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采用了与韩非类似的两分法。处于行政等级高端的士大夫，拥有“田邑”；等级下端的“官人百吏”则以“禄秩”为生。荀子还有战争胜利后则“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之语，语中的“士大夫─官人”，依然对应着“爵─秩”。
到了汉代，百官都用禄秩定等，都按禄秩领俸了，“禄秩”一直覆盖了最高端的御史大夫与丞相，这就意味着“百官皆吏”。我们说秦汉帝国“以吏治天下”，其证据之一，就是昔日用于胥吏的稍食之法，现在用来待百官了。这就意味着专制者用“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了。
张家山汉简中有一份《秩律》，出自西汉初期，用“律”的形式规定了官吏秩级。以前我们了解汉代官吏秩级，主要依据《汉书》及《汉旧仪》等文献，但它们都成于东汉，所记述的，主要是西汉后期的禄秩。而《秩律》展示了西汉初期的禄秩状态，这样就为了解秩级的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座标点。
在《秩律》看到，御史大夫与列卿廷尉、内史等，“秩各二千石”。而西汉中期之后就不同了，御史大夫与列卿的秩级是中二千石。《秩律》中仍存在着八百石、五百石的秩级，这两个秩级到了西汉中期就取消了。往下端看，还能看到百六十石、二百五十石、一百二十石这样带零头的秩级。此前我们还知道《韩非子》所说的五十石之吏，再往下的“斗食”一级，推测其秩级曾是三十六石。为什么早期存在若干带零头的秩级，此后它们又消失了呢？这就构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下面把先秦所见秩级、秩律所见秩级、汉成帝阳朔二年秩级及阳朔二年之后的西汉后期秩级，列为下表，据以观察分析。
先秦最高秩级是千石，即《商君书》所见的千石之令，及八百之令、七百之令、六百之令、五百之令。再往下是燕国在的三百石、二百石吏，以及《韩非子》所见百石、五十石。先秦大致能看到九个秩级。在汉初《秩律》中，在秩级阶梯的底端又看到了二百五十石、一百六十石和一百二十石。这样看来，当时底端的秩级比较细碎，顶端的秩级比较粗略。
我有这么一个看法：哪一个段落的秩级比较细碎，就意味着秩级主要是面向哪个段落的吏员的。稍食本是面向最底层的胥吏的，所以底层的分等就很细碎，存在着若干带零头的秩级。可在后来，秩级的覆盖面逐渐向上端扩展，在这时候，秩级底端的秩级过于细碎，就显得很不匀称了。于是朝廷着手简化。到了汉成帝（阳朔二年左右），低端的若干带零头的秩级消失了，高端的秩级则有增殖繁衍之势。比如“二千石”本来只是一个秩级，可后来一度一分为四，有了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和比二千石之分。丞相的俸禄其实也构成了一个秩级。再加上带“比”字的秩级，即“比秩”，即如比二千石、比八百石之类，汉成帝时的秩级一度在二十多个。随后朝廷又认为秩级过于细碎了，取消了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可能还曾取消过一个比五百石），西汉后期的秩级约十七八个，其上下端的疏密，看上去也很匀称合理了。
总之，在禄秩逐渐覆盖了整个等级体制的进程中，秩级经历了一个“高端趋繁”与“低端趋简”的变化，以使秩级的疏密较为匀称合理。
教师简介
阎步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国家文科一级教授，教研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政治制度史、政治文化史，代表著作包括《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酒之爵与人之爵：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等。
阎步克自陈“是在教学之余从事科研的”。在其四十余年的教研生涯中，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彼此增进。其所开设的“中国古代史”“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等课程，在大学课堂与网络平台均广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