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的课堂”本期推出的是张帆老师所讲授的《中国古代史（下）》的课堂实录，张帆老师在讲授过程中，细致梳理了教材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拓展补充，值得读者学习借鉴。
在本次课中，张帆老师主要讲述了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长期承平之后，唐朝土地兼并的情形愈发严重。同时，在这一时期，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变得更加松弛，这是与前代不同的特点。针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唐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改革政制、清查户口、改革税制与兵制，然而其中一些措施却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张帆
现在，我们讲教材（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增订本）上》）第六章第二节第五目——开元天宝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这一目主要讲的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背景。
土地兼并与依附关系的发展
首先我们要讲到的是土地兼并的发展。
土地问题历朝都存在，且唐朝的土地兼并也绝不是只玄宗时期才开始。唐朝建立之初，土地兼并问题并不严重，但是经过太宗后期和高宗、武则天时期，到这时发展得就比较严重了。
在经历了大规模战乱以后，唐朝初年人口锐减，大量土地闲置，豪富阶层也在社会动乱当中受到沉重打击。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经历过一次战争洗礼、基层动乱——尤其是农民战争之后，社会总体上都会呈现出贫富分化不太明显的面貌。唐朝前期能够推行均田制等措施，与这样的现实状况是有关系的。但是随着经济恢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社会整体的富裕程度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但是这种发展肯定不会是平均的，社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积累。我们的教材也提到了高宗、武则天时期的社会分化很严重。在唐朝前期，虽说军事形势总体稳定，但在边疆还是爆发过一些战争，内地的自然灾害也经常发生。这些外部因素也在加剧贫富分化。本身下层人民的经济生活能力就非常脆弱，禁不起打击，稍微遇到一些天灾人祸就很容易破产。在古代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兼并发展以后，地主占有了很多土地，其他的失地农民就只能去做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
本课教材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增订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教材讲到了这个问题：
开元年间，在赋税繁苛，兵役日重的情况下，农民更加贫困，有的农民 “虽有垅亩，或无牛力”，耕种十分困难；有的“农桑之际，多阙粮种，咸求倍息”（《唐大诏令集》卷一○四《处分朝集使敕之五》；《册府元龟》卷一○五《惠民》开元二十年二月辛卯制），落入地主富户高利贷的罗网。地主、官僚乘机大肆兼并，有的用借荒的名义侵夺熟田，有的以置牧为借口占据山谷；还有的用私改籍书或典贴等方式向农民掠买土地。唐玄宗在天宝十一载（752年）诏中也不得不承认，“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册府元龟》卷四九五《田制》天宝十一载诏）。史称“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踰于汉成哀之间”（《通典》卷二《田制下》原注）。地主隐蔽的佃户以及流落他乡不在籍的农民达到四五百万户以上（据杜佑估计。见《通典》卷七《丁中》及原注）。半自耕农、佃户和佣保在总人口中所占的分量，大大增加。
——《中国史纲要（增订本）上》
“第六章 隋唐时期”，第301页。
唐人重族姓
有关依附关系的内容，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唐朝时期士族门阀的观念以及唐朝人重视门第、族望的一些习俗。（见上图）实际上这里就牵涉到了社会阶层的问题。社会的贫富分化、贫富不均，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在不同时期，这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一般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部曲佃客制”。简单来说，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地主控制了大量人口，让他们劳作。他们住在地主的土地上，给地主交地租。但是，在这一制度下，除了经济上的关系（租佃关系）以外还存在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部曲、佃客被地主所控制，很难脱离所属地主的土地，甚至世代被地主控制，形成了一种主仆关系，当然，这和奴隶制度还是有区别的——古代中国的剥削关系一直比较复杂。
唐代的人身依附关系
但是，如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到隋唐就逐渐松弛了。隋唐的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相对自由的契约租佃制，这意味着依附关系是有期限的，如果期满，依附关系就结束了，只要佃农不再租种土地，地主就不能对他们进行束缚，佃农要想走就可以走，地主不能阻拦。
“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违法买卖……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
——唐玄宗天宝十一年诏书
“今制度驰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
——唐德宗时陆贽奏议
以上这两段材料是说，贫苦人民受剥削、拼命干活，也收不到多少粮食，收到的粮食可能还经常不够交地租，但是材料基本没有涉及经济以外的人身依附关系。总的来说，一般认为唐朝的依附关系——相对自由的契约租佃制——是一种比较单纯的经济关系。唐朝的依附关系也影响了宋代，宋代基本上也是这种契约租佃制，事实上不光宋代，宋元明清基本都是，这是古代中国社会剥削关系的一个基本形态。
开元中期的政治、经济措施
如上所述，唐朝中期的贫富分化十分严重。贫富分化使得唐初推行的均田制，到了这时已经难以维持了（当然，唐朝前期到底是怎么推行均田制、推行的力度有多大，现在也说不太清楚）。贫富分化以后，少地甚至无地的人根本无法缴纳租庸调，只能逃亡或者进入地主的庇护之下。而且逃亡的人大多逃到外地，因为在原籍地很容易被政府抓到。因此，租庸调制度就很难维持了。此外，唐初实行的府兵制也需要以一些有资产的农民为基础，现在许多人破产，府兵制的兵也征不到了，唐初的制度难以为继。开元中期的唐朝是怎么解决种种社会问题的呢？
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唐朝前期的三省六部制，机构简单，职掌固定，少有弹性，主要是处理日常政务。它看上去有很完整的框架，但到这个时候也不太好运转了。因为社会发展，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于是产生了一些新工作。新的工作经常以一种临时差遣的办法完成，不通过正规的机构而是临时抽取某人去做。但是，有时这项工作短时间无法结束，于是临时工作就变成了长期工作，这样一来各个机构之间的工作关系就很容易被打乱。原来的宰相机构是中书、尚书、门下三省，但是三省各自的工作是分开进行的，特别是在决策层面和执行层面是分开的——中书、门下负责决策，尚书省负责贯彻落实。其实，唐初承隋制，如果三省共同议政，有所谓的“政事堂”。这个政事堂，起初设在门下省，后来唐中宗时则改在中书省。现在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就是用中书门下——这一宰相最高决策会议把政策的决策和落实统一起来。
教材中说：
开元十一年，唐玄宗接受张说的建议，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分掌庶政。中书门下正式成为最高决策兼行政机构。开元后期，宰相人数减少，并且往往兼任尚书仆射或六部首长职务。
——《中国史纲要（增订本）上》
“第六章 隋唐时期”，第303页。
唐朝在宰相会议下面，设立了几个办事的秘书机构或者称为辅助机构，即替宰相分别掌管各方面工作的“五房”。现在虽然六部依然存在，但是很多事情由宰相会议下设的一些新机构指挥起来比较方便。设立这些机构，表示中书门下成为一个最高决策兼行政机构，让中书门下把原来的常规的机构和那些非常规设立的、临时差遣的工作都统一起来，宰相的权力会更加集中。
第二个问题是检括户口。户口是政府的主要资源，有了户口政府才方便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由于这一时期很多人逃亡，政府需要把逃亡之人遣回原籍。教材中说：
进入开元以后，尽管土地不断开垦，人口不断增加，但由于大量逃户的存在，政府控制的户口却不见增加，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唐朝前期，在正役和杂徭之外，不同身份、年龄和具有各种技能的也要服各种不同的役。其中最主要的是勋官番上、杂匠、白丁供官府和各级官吏驱使。开元时统称为色役。他们定期到官府和官手工业作坊服役。不服役时，纳资代役，称为资课。
——《中国史纲要（增订本）上》
“第六章 隋唐时期”，第303页。
不同历史时期的“役”，要研究清楚是不容易的。在中国古代，老百姓为政府承担的义务就是赋税徭役。我们知道，在赋役中，赋的状况相对来说比较清楚。最难的是役，那真是五花八门太复杂了。和国家的赋税制度相比，役的制度变化尤其大，临时性、复杂性特别明显。
教材这里说到了唐朝的三个役，第一个是正役，第二个叫杂徭，第三个叫色役。
正役，是国家法定的义务，是成年劳动力给国家干活，也就是“租庸调”里的“庸”。租庸调制明确规定一个成年男子——也就是丁——每年给政府无偿劳动20天，不去需要交绢（丝绸）代替。正役每年20天，看上去似乎不多，但是它实际上很累，都是重体力劳动，比如修城修路。所以正役需要成年男子，妇女、老人和青少年不承担。
杂徭，是地方性的劳役。正役是中央统一安排的，但是地方还有很多临时的工作，即杂徭，具体需求可能因地而异。一般认为，杂徭的工作量比较轻，没有太重的活，时间也不一定特别长。在有些地方，妇女也可能承担杂徭。
对于色役，首先要说一下这里“色”的意思。在中古时代的汉语中，“色”是“种类”的意思。色役，就是多种多样的役，不过基本上还是以中央的事务为主，但是，在众多名目的色役中，有些是体力劳动，有些则不是。色役包括了一些专业工作，也包括了一些杂活，比如在衙门里面跑腿办事、打杂等等。总的来说，色役可能不是非常累，但是它的实际情形比较复杂。比如，工匠的工作属于色役，在衙门里跑腿办事也是色役。唐朝规定，如果承担了色役，正役、杂徭可能就会免掉或者少承担，甚至可能免除兵役。所以，唐朝中期出现了很多人冒充身份去服色役的现象。有些色役不是一般人能做的，需要有一定的身份，所以很多人伪造身份。教材里面提到一个词叫做色役伪滥，就是这个意思。
上课图
第三个问题，是改变地税和户税的征收办法。户税的特点是按照户等征收，户等就是户口等级，户口等级是兼顾财产和人丁来确定的。丁多钱多，就是上户；丁多钱少或钱多丁少，大体是中户；又没有丁又没有钱的，就是下户。地税供义仓用，义仓是民间的备荒机构，平常储存粮食以抵御灾年。原本它们都是临时性质的税收，税收数额也比较小，到现在变成了稳定的税收制度。改变地税和户税征收办法的做法，为后来的两税法做了铺垫。
第四大措施是改革兵制。此时的唐朝遇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府兵制已经无法维持，同时战争又更加频繁。原本的府兵只能逐渐转变成职业士兵——常备兵。教材中说：
高宗以后，战争频繁，不仅勋赏不行，甚至还要夺赐破勋。地主富户开始逃避兵役，最初雇人代替，后来就勾结官吏，伪度为僧，以逃避点拣。兵役全部落到贫下户身上。贫下户失去土地，无力自备衣粮，出征时往往“多无衣食，皆带饥寒”（《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番役更代也多不以时，其家人又不免征徭，因此，卫士在班休之后，“逐渐逃散，年月渐久，逃死者不补，三辅渐寡弱，宿卫之数不给”（《唐会要》卷七二《府兵》，《新唐书》卷五O《兵志》）。开元十一年，唐政府废弃了府兵番上宿卫的制度，招募强壮男丁员12万人，免其征镇赋役，号长从宿卫。十三年，改称彍骑，分隶十二卫。开元二十五年，唐政府又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丁壮，长充边兵，府兵征行，也从此停止。此后，卫士不再简补，中央禁卫军和边镇兵全由招募而来的雇佣兵组成。府兵制度完全破坏。
——《中国史纲要（增订本）上》
“第六章 隋唐时期”，第304页。
长从宿卫，是指在首都附近戍卫京师、保卫宫廷的部队。原来是兵士轮流宿卫，现在这成为了一份永久的职业。还有一个概念——长充边兵，是指边防战士也职业化了，国家出钱负责供给他们的生活，他们无需种地自养。这样一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职业兵、常备兵了。
另外，此时一些边疆军区也开始设立。唐朝边疆形势复杂，战争结束后需要留下一些军队镇守，久而久之，镇守边疆的军队变得越来越多。唐朝的边防形势，其实比之前的汉朝还要复杂，周边政权较多，所以唐朝逐渐设立了一些边疆军区。边防军队素质较高，训练到位，且有战争的磨练。但是中央常备军相较之下少有事情可做，训练也比较松懈，素质就和地方军队拉开距离了。这也是后来引发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材中说：
开元二十二年，唐王朝在国内诸道设采访处置使，管理州县事务。天宝中，边地各道的采访使由节度使兼领，节度使获得了专制一道的军政大权。
——《中国史纲要（增订本）上》
“第六章 隋唐时期”，第305页。
采访处置使就是“道”一级的长官。之前的地方政府是三级制，到隋朝初年改成两级制，唐朝后来在此之上加了一级即为“道”。“道”起初不完全是一级实体机构，它是中央的代表，负责监控地方，但后来越来越实体化。最关键的是，天宝年间边疆地区“道”的长官由节度使兼任，这就意味着边疆大军区同时兼管行政，权力明显扩大，同时他们的军队素质也很高，兵将结合紧密，这是最可怕的。
教师简介
张帆，1967年3月生，1992年7月于北大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7年7月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现为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蒙元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法制史、中国古代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