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讲中，阎老师将“品位分等─职位分等”概念引入传统品位结构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预设，即，铁腕皇权与服务取向的官僚构成的政治形态，与职位分等具有更大的亲和性；弱势皇权与自利取向的官僚构成的政治形态，与品位分等具有更大的亲和性。并在这一预设基础上从技术与政治层面重新审视了历代爵秩品阶。最终将中国历代品位体制的变迁划分成为五个阶段。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下）
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阎步克
三、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
下面按照计划，我向大家展示这样一点，把“品位分等─职位分等”概念引入传统品位结构研究，将能开拓新的认知空间。
任何组织，都拥有“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两大结构。“品位─职位”问题就发生在两大结构之间。现代文官等级体制，从宏观上说，可分为“品位分等”“职位分等”两大类型。先看职位分等，这就是posi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在这种体制下，职位有等级，但不给个人设官阶。品位分等就是personal rank classification system，“personal rank”就是个人级别，“个人级别”就是“品位”。在品位分等之下，除了职位要分等分类之外，人员也要分等分类，在职位级别之外还有一套官阶，其性质是个人的级别，用来认定个人之地位、资格、薪俸。在这种情况下，官阶和职位相分离，会出现官大职小、职大官小，甚至有官无职、有职无官。
品位分等是给人员分等分类，所以是“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有利于处理能力与资历的冲突，对能力差但资格老的人员，可以让他继续处于较低职务，同时提升其个人级别，作为激励。品位分等可以降低工作调动导致的待遇变化，强化官员的安全稳定感。给人分等，在技术上是比较简单的，而且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所以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官阶，几乎都是品位分等。
职位分等则是“以事为中心”的，职位被分等分类了，但不设个人官阶。所以工资、待遇不跟人走，而是因职位而定的。你在甲职位就任，就领甲职位的这份钱，享受甲职位的待遇；调到乙职位上，就拿乙职位的那份钱，享受乙职位的待遇。职位分等20世纪初在美国问世，其特点是注重科学效率、保障同工同酬。任何人担任这个职务，不管你资历深浅，年龄大小，都承担同样责任，领取同样工资。
这两类文官等级制，对认识中国传统制度有意义吗？如果把“品位”定义为“独立于职位的、跟人走的官阶”，那么随即就能看到：汉代的禄秩不是个人品位，而是职位之等级；唐代的文武散阶呢？显然就是一种独立于职位的个人品位了。
为什么汉代禄秩倾向职位分等，而唐代等级制呈现为品位分等呢？可见，在“品位-职位”这个分析模式，随即就让一个前所未知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所以我曾有这样的体会：设计得当的概念，可以成为锐利的分析工具。
品位分等、职位分等，本是技术层面的概念。作为历史学者，我还期望升华这对概念，在政治层面也能带来新知，深化对历代政治形态及其变迁的认识。于是我发挥想象力，在理论上进行建构。
在漫长历史上，传统官僚和皇权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提炼出两种极端倾向。一种出现了一个大独裁者，他凭铁腕让官吏成为忠顺的行政工具，呈现“服务取向”。秦朝的刀笔吏就是这种情况。也有皇权相对低落黯淡的时候，此时官僚便乘虚而起，膨胀为一个利益集团，开始特权化、封闭化、贵族化了，呈现“自利取向”。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就是这样的“自利性官僚”。
由此我提出一个模式：如果铁腕皇权严厉控制官僚，视之为行政工具，此时他对官僚权益将漠不关心，干活才给钱，倾向于按职位给待遇；而在官僚特权化、封闭化甚至贵族化时，就会出现优厚的品位待遇，繁复的品位序列。赘言之，铁腕皇权与服务取向的官僚构成的政治形态，与职位分等具有更大的亲和性；弱势皇权与自利取向的官僚构成的政治形态，与品位分等具有更大的亲和性。这个模式，就是我的基本出发点与归着点。请看下图：
从这个理论预设出发，就可以来重新审视历代爵秩品阶了。这个审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技术层面，观察历代位阶体制中的“品位─职位”关系；二是在政治层面上，观察皇权与官僚的不同结合方式，与历代位阶体制的关系。
1.先秦的爵命
周代是贵族政治时代，周天子还不能算专制君主。相应地，等级秩序就呈现出了品位分等的特征。相应证据可以举出三点。
第一点，官职、爵级两分。以《周礼》一书为例，其中罗列了上大夫卿、中大夫、下大夫及上士、中士、下士等等爵级，又罗列了大冢宰、小宰、司会，以及庖人、兽人、鱼人、鳖人、腊人、掌次、掌皮等等官职。在各种职位之外，另有一套“公卿大夫士”爵级存在的，这无疑就是一个品位体制。
第二点，各种待遇大多由爵级而定，而不是由官职来定。比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能建庙，只能祭祖于寝，建庙的资格取决于爵级。又如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有资格用哪一等见面礼，也取决于爵级。乘车的资格也因爵级而异。“上大夫二舆二乘”，“二舆”就是副车，上大夫出行有三辆车，自己乘一辆，还会有两辆副车。中大夫的“二舆”只有一乘了，下大夫“专乘”，就没有随行的副车了。
甚至连吃饭的餐具都由爵级而定。古人用鼎来装肉食，用簋来装主食。宴会与祭祀，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普通的士一鼎一簋。三门峡虢季墓的墓主虢季是虢国的国君，出土的七鼎六簋恰好符合“诸侯七鼎六簋”。宝鸡茹家庄墓出土了五鼎四簋，可以判断其墓主是大夫一级的贵族。
第三点，有爵无职的情况大量存在。刚才述及，在品位分等之下，就会出现有官无职、有职无官、官大职小、职大官小等复杂的情况。在周代有爵无职的情况也大量存在着。
孔子的学生颜回英年早逝，其父亲请孔子把车卖了，给他儿子买椁，完成这个丧礼。而孔子说他不能卖车，“吾不徒行以为之椁”。把车卖了，出门就只能“徒行”、即两条腿步行，可是“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大夫出门必乘车，否则就不合礼制，不体面。其实颜回死时，孔子早已没有官职了，可他仍拥有大夫之爵，享有大夫的采邑。这就是一个有爵无职的例子。正如康有为说：“有公卿大夫士之爵位者，不必其尽得职事也。故春秋列国大夫无数，而任职者无几人。”春秋时大夫多了去了，但有官职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没官的大夫呆在自己的采邑里，当庄园主，过得也很快乐。
至少基于以上三点，已可判定，周代的公卿大夫士爵属于品位分等，是与当时的贵族政治相适应。这已便初步证明，贵族化官员阶层与品位分等秩序，具有更大的亲和性。而品位分等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在此期就是以贵族的地位身份为本。在世界各处，最早出现的官阶通常都是品位分等，看来并没有什么东西让中国成为一个例外。
2.秦汉秩级
秦汉的秩级是从属于职位的，“若干石”标志的是职位高低，而不是个人的品位级别。正如陈梦家所说：“禄秩决定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而不是说某人个人是属于哪一秩级。你是郡守，你就是二千石；你是县令，你就是六百石；若你没有官职，那就无秩级可言了，就是一介白丁。
为证明秩级不是个人品位，不具个人属性，我还通过对官员因病、因丧而离职之时，再度入仕时的秩级待遇，为此提供了一个证明。汉代的官员生病，若超过了三个月或一百天，就必须辞职。因为你不能为皇帝效力了，皇帝没理由给你禄位。但若病愈之后再度谋官，那么他此前所达到的秩级，朝廷承认不承认呢？如果朝廷承认你过去的秩级有效，那这个秩级就有个人属性了；若朝廷不认，这个秩级就没有个人属性，不跟人走。
官员服丧离职考察，与之相似。汉代官员在父母去世时，可能会响应朝廷“以孝治天下”的号召，辞职回家守三年丧。丧满之后，若再想做官，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此前达到的秩级，再度谋官时朝廷认不认呢？如果朝廷认，那这个秩级就有个人属性；如果朝廷不认，这秩级就没有个人属性。
生病和丁忧，都属于不可抗的客观因素，跟功过无关，所以具有讨论价值。我对汉代文献中的病愈及丧满再仕的例子加以排比，结论是：汉代官员因病、因父母丧而一度离职，再次入仕时，王朝原则上不必照顾其既往官资。可见一旦离职，即丧失秩级。由此证明了秩级不具有个人属性。
请看上图中的三个例子。李咸被任命为河南尹，这是首都最高长官，中二千石。可他母亲死了，只好辞职服丧，官就弄没了。桓帝时朝廷缺一个尚书，经大臣提议，李咸补缺。尚书是六百石官，李咸因一度辞职服丧，其秩级下降了五级。再看王骏，他将迁任的赵国内史是二千石官，但路上生病了，只好辞职休养。病愈后又做了幽州刺史，而刺史是六百石官。王骏因病一度离职，秩级下降了四级。还有鲜于璜。本是六百石县令，因父亲去世，只好弃官奉丧。丧满后办了个“解丧”手续，又谋了一个治中。这治中是百石之官。鲜于璜的现行秩级，比过去下降了八级。
由此，汉代官场展示了一个特点：官可大可小，人能上能下，级别可高可低。甚至连号称“万石”的宰相三公，其免官再仕的官，也有很多低于前职，有中二千石的，有二千石的，有比二千石的，有千石的，还有六百石的。汉人不觉得这不合理，你要做官，就要接受这个官场现实。
在汉以后，皇帝逐渐给官僚送温暖，到了唐宋，人们就觉得汉代皇帝对官员太刻薄了。洪迈就为汉代的官儿鸣冤叫屈：王梁罢大司空之后又任命为中郎将，降了好几级；“其后三公去位，辄复为大夫、列卿”；崔烈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尉，后来竟然又任命为城门校尉，“其体貌大臣之礼亦衰矣！”
秦汉秩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即，有职位才有秩级，担任什么职位就依从那个秩级。所以秦汉禄秩具有浓厚“职位分等”的色彩。秦汉的禄秩取代周代爵命，意味着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秦汉皇帝“以吏治天下”，在中国官僚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他们的各种特权，包括品位特权，一度是相当之小的。我们的理论预设，在另一方向上再度得到证实：秦皇汉武这样的专制皇帝，与服务取向的刀笔吏相结合，塑造了秦汉禄秩的职位分等性质。
3.魏晋南北朝的官阶品位化
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特点，一个是士族门阀政治，一个是部族贵族政治。相应地，与秦汉禄秩的“职位分等”倾向相反，魏晋南北朝位阶变化大趋势，是再度品位化。“品位化”的具体表现，包括中正品，散官虚衔，将军号等。
曹魏时出现了九品中正制。朝廷遴选中正，负责品评人才，把士人评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是为中正品。中正品构成了士人个人的做官资格，是个人性因素，所以是一种品位。在实际运作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上品被权贵高门所垄断，实际对应着士族和部落贵族的门第高低。
魏晋以来，散官、虚衔大量繁衍，形形色色、琳琅满目。“散”“虚”意味着这些官衔没多少日常职事，所发挥的主要是品位功能：提供一个起家之位，提供一个晋升之阶，增加一份荣耀，增加一份俸禄，等等，用以满足高门子弟尸位素餐的政治要求。这类品位性官号，包括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左右、金紫、银青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给事中，奉朝请等等。
所以，与战国秦汉一人一官的情况有所不同，此期官僚结衔，叠床架屋。南朝萧道成在称帝之前，他的头衔一度是这样的：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南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郡开国公。北朝的王爷高琛更胜一筹：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这么复杂的头衔，在今天要印名片的话，非得印成那种折叠式的不可。是魏晋南北朝的特别能干，一个人当秦汉五六人用吗？当然不是。上面那一大堆头衔中，有很多是“品位性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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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将军，其性质是军职；而世入魏晋，一百多个将军号，由军职演变成了军阶，性质类似于现代军衔。分布在一到五品，及八品之上，最高是大将军、其次是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诸四征、四镇大将军……。后来，用将军号标示个人位阶的做法，后来还普及到了文官。北朝后期的八九品令史，都可能拥有一个将军号。
李白“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诗句中的“谢将军”，即东晋谢尚。谢尚做历阳太守时，其军号是“建武将军”，可见文官也用将军号做官阶。他后来升职“都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了，但军阶仍是建武将军，没有变动。在他升职“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时，军阶升为安西将军，由四品升入三品了。此后他打了一次败仗，遭降级处分，降为四品建武将军。此后又有两次升职，军阶相应升至前将军、镇西将军。
那么概括一下，品位性官号、军阶、中正品（还有加位进阶）等，显示了魏晋南北朝时的等级管理充分“品位化”了。在其背后，就是士族门阀与北朝部落贵族的选官特权。那么，我的理论假定，品位性设置与弱势皇权、与贵族化了的官僚具有更大亲和性，这样一点，在魏晋南北朝得到了验证。
4.唐宋明清的品级管理体制
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品位化趋势，唐代使用文武散阶。散阶又称散位、本品或本阶，系个人资位。入仕先给散阶，有了散阶就有了品官身份，就是“官家人”了。至于官职，那得到吏部去排队，也许今年你有机会，也许没空缺。考课晋升的也是散阶。五品以上的散官，还有一份俸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阶职分立制”。
唐初长孙无忌的《进律疏表》，后面附有官员结衔。我把部分结衔列在这里供参考：
可以看到，唐代官员的官衔结构中，第一个是“阶”，也就是个人级别；第二项是“职”。比如第一行的柳奭，“银青光禄大夫”是他其级别，意味着他的本阶是从三品；“守中书令”是正三品官，这是他的职务。第三项“上骑都尉”是他的勋官，正五品上。第四行的韩瑗，还有一个从二品的爵号“颍川县开国公”。阶、职、勋、爵，就是唐代官员头衔的基本结构。
宋代初期，采用昔日的省、部、寺、监之官做“本官”。“本官”就是维系个人资位的品位。本官对应着一份俸禄，所以也称寄禄官。这份俸禄类似基本工资。至于官员所承担的职事，另称“差遣”。若被授予一份差遣，就有一份职钱，这份职钱不妨视为岗位津贴。官员大约有一半薪俸来自“本官”，或者说来自级别；还有一半薪俸来自差遣的职钱，也就是来自岗位。由于在职务之外另有个人级别存在着，这无疑就是品位分等。
到了明清，政治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朱元璋以降，皇帝专制高度强化。在皇帝与官僚的政治博弈中，皇帝赢得了重大优势，于是官僚的各种特权都趋于萎缩，包括其品位权益。散阶制度大为衰落，各种行政待遇都向职位靠拢。明朝的散阶变成了官品的微调。唐宋时是先有“阶”、后有“职”；明清不同，是先有官职，通过一任考课，才能得到一个散阶。这个散阶等于是一个官品的微调。清朝散阶用于“貤封”父祖。如此而已。明清的散阶和唐宋显已相当不同，与官员的实际利益关系不大了。
5.总结
由此做一总结，则中国历代品位体制的变迁，明显呈现为五大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的公卿大夫士爵级，这是品位分等的一个高峰，也是周代贵族政治的一部分。
第二阶段是秦汉时期。秦汉禄秩呈现出了浓厚的职位分等色彩，它反映了秦汉帝国以吏治天下，此期官僚阶层特权尚比较小。
第三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散官、军阶、中正品等，这是品位分等又一高峰。适应此期的士族政治与部落贵族政治。
第四阶段是唐宋，唐散阶与宋本官，仍属品位分等，但已超越士族政治，向官僚政治回归了。
第五阶段是明清，此期散阶衰落，向职位分等有一定程度回归，各种待遇向职位靠拢。其政治背景，就是专制主义的强化和官僚特权的相应萎缩。
我尝试把上述变迁可视化，橙红色代表品位分等，湖蓝色代表职位分等，则五大阶段略如下图：
在“品位-职位”这对概念的光辉照耀之下，一条前所未知、隐而不显的变迁线索，一个左右摇摆、上下波动的曲线，被揭示出来了。现在，再来看历代爵秩品阶的纷繁变化，就不再杂乱无章了，我们通过品位和职位的概念，把它们编织为一条连贯有序的线索，相应的各种变化都获得了可解释性。在技术层面，可以看到历代品位结构在“品位分等─职位分等”之间波动摇摆；进而在政治层面，在上述五大阶段中，我的理论预设也一一获得印证：即品位分等与官僚的自利取向、贵族化倾向，具有重大相关性；职位分等与专制强化、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具有重大相关性。
上述示意图秦汉与明清我都用蓝色，表示秦汉与明清的皇权与官僚关系，具有某种相似性；而魏晋南北朝与唐宋都用橙色，表明魏晋南北朝与唐宋的皇权与官僚关系，具有某种相似性。在本学期其他各讲中，我还曾提供了历代选官特权变迁示意图，历代学校身份性变迁示意图，历代俸禄制度的形态项目变迁图，等等，非常有趣，能看到其间的相通之处。这就意味着，我通过由“品位─职位”关系所揭示出来的政治变迁，与传统政治体制其他侧面所展示的变迁，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我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一书中，还就历代品位结构研究，进行了更具体复杂的理论建构。这些建构体现了我个人的研究风格。这风格简单说来，就是努力穿透制度表象，揭示其背后的“技术原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阅读我的《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2006年，我接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来自光华管理学院一位毕业生：
我本人目前从事企业人力资源咨询工作，经常为企业设计薪酬体系和考核体系。您的《品位与职位》一书帮我解开了一个困惑已久的疑惑。我们咨询公司在薪酬设计时常见的一种做法（也是西方的管理理论）是“以岗位为核心”进行薪酬体系的设计，由岗位价值决定薪酬级别。但最近做了几个大型中央级企业的项目发现，这套思路行不通，大型国企的员工是终身雇用制，常见做法是“薪酬待遇随人走”。在阅读了您的《品位与职位》后发现，原来这两种做法（以岗位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在中国历代的待遇政策设计上早就被前人研究、实践过了，并且各有利弊，适用于不同情况。
这封信也给我一种成就感，就是在古代官僚体制研究中所发现的“原理”，也可以为现代社会科学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