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统治”系列内容包括：①治国方针的转折；②经济与社会的变化；③征服与和平——元代的对外关系；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⑤汉化迟滞问题。本讲为“治国方针的转折”。本文从政治史的角度，介绍了元朝统一后的各项制度转向。
元朝的统治 I ： 治国方针的转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张帆
一、转折与短命的王朝
元朝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王朝相比，自身的特性更强。元朝推行汉法，采用汉族制度来管理，但这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汉化，并不是充分的汉化。当然，元朝能不能完全按照汉族制度来管理呢？实际上也不太可能。因为元朝地盘很大，覆盖了大片与汉族社会差别很大的边疆地区。假如元朝制度完全汉化了，那么非汉族的地方治理起来就困难了。
元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这其实不太符合常理。因为，元朝强盛无比，外围没有敌对势力威胁，这不比宋朝强得多吗？但是，元朝没有外部威胁，反而比别的王朝还短命，这是因为它内部出了问题：元朝的制度转型并不到位，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却没有办法及时解决，结果较早地爆发了大的社会动乱。
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国家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
——许衡《时务五事·立国规摹》
这条资料讲的是：在忽必烈继位之初，有一个大臣给他上奏，认为忽必烈的改革还差得很远，还得接着改，还有很多地方不到位，并且需要立一个长远规划。他认为，蒙古在草原立国的时代，用草原制度很正常，到了中原汉族社会还继续采用那些制度，就不太合适了。
然而，忽必烈在上台若干年，特别是在统一中国以后，渐渐地不再继续推进汉化，保留了很多原来的草原制度。并且，他又好大喜功，在平定南宋后，还想继续对外扩张，实现历代大汗的宏伟扩张理想。忽必烈继续扩张的对象是日本、安南、以及东南亚其他一些地方。然而，他的扩张并不成功，白白地劳民伤财，对元朝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二、财政政策
对外扩张非常耗费钱财，于是忽必烈就重用一些理财之臣。他们理财的四大措施是：1.加征更多的苛捐杂税；2.发展国营工商业，通过官办企业来垄断某些行业的利润；3.变更钞法，滥发纸币；4.钩考敛财，追缴、清查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和拖欠没完成的财政指标，到最后还是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其实，元朝在统一以后，没有经历一个很好的休养生息阶段，各种理财政策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郑思肖《心史》用了一些比喻来批评忽必烈的理财政策，主要批评的是上面第四条——钩考敛财。钩考敛财是针对地方官进行的，看起来不是直接剥削老百姓，但是，郑思肖认为，这实际上会将负担间接转移到老百姓头上。他说，元朝的官员就好像鸬鹚一样，鸬鹚是一种会捕鱼的鸟，渔民把鸬鹚放出去捕鱼；鸬鹚嘴巴下面有一个口袋，鱼都掉在口袋里，把口袋往外一倒，鱼就被渔民拿走了。
《心史》这部书，我要稍微解释一下，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郑思肖是南宋遗民，坚决忠于南宋，不承认元朝。放到今天，他就会同意“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心史》反元情绪强烈，在元朝当然不能公开。据说郑思肖把这本书密封起来放在苏州一口井里面，到明朝末年才被人发现。听上去有点离谱，因此这本书至今还有不少争议。会不会是有人伪造，假装是从井里捞出来的？我个人感觉，这部书的内容是伪造不出来的，它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元代氛围。一些伪造的书，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就缺乏这种时代氛围。推荐一本研究著作，陈福康《井中奇书考》，也认为《心史》是真的。
三、选官制度
元朝选官制度的特点，一般首先都会想到的是民族色彩比较严重，蒙古人在官员选授中优势明显，其次是色目人。一些上层蒙古、色目贵族，再加上很少的汉族勋贵，他们世代相传，几乎垄断了上升为高官的渠道。中下层的蒙古、色目人虽不见得能当大官，但与汉人比起来也还是有很大优势。
此外，元朝选官制度打破了前代的“官吏分途”模式。在唐宋，吏是吏，官是官，吏员在官员手下从事文案工作，进入官员队伍十分困难。元朝则把官、吏打通了，吏干得好就可以提拔为官，干一段时间选调到更高的机构当吏，干一段时间再当更大的官。这样在吏、官之间来回切换，地位就慢慢上去了。因此，元朝的中、下级官僚当中，大部分都是吏员出身。
这样就可以看到，这套制度没有太考虑儒家士人的位置。儒家士人和吏员长期以来基本是互相绝缘的，科举制出现以后尤其如此。元朝很长一段时间不开科举，后来虽然也开了，但录取名额很少，升迁也不比吏员快，不过是聊胜于无。总的来说在元朝，儒士的社会地位不高。倒不是元朝故意迫害，主要就是出路狭窄，读书做官的机会太少，不能像在前后朝代那样扬眉吐气，高人一等。总之，昔日凭借文化知识“学而优则仕”的儒士集团受到冷遇，在官僚构成中仅占很小的比例。
四、诸色户计
元朝有一个独特的制度叫“诸色户计”，就是把老百姓按照职业分了很多类别。大部分是一般的“民户”，都是普通农民，以种地为职业、为国家交赋税、服徭役。但是，还分出一些其他许多不同类别，各自承担某种特殊工作，并且世代相传。以上统称“诸色户计”。“诸色”的意思是各种各样，“户计”就是户籍。比方说，有一种类别叫军户，职业就是世代当兵，一家出一个人，父亲当完儿子当，儿子当完孙子当。还有一种类别叫站户，因为元朝驿站系统发达，里面有很多服务人员，任务是替驿站养马、并且给过往出差人员提供饮食，这些人就是站户，同样世代相传。每一个特殊类别都有固定的工作义务，国家会把他们常规的赋税徭役减轻一些作为补偿，这就是元朝的“诸色户计”制度。一个人的职业完全由国家安排，个人一开始没有选择的权利，以后也没有改行的权利。
在“诸色户计”里面，有些户是给国家专门提供“精神服务”的，做的不是军户、站户那样的体力工作。比如和尚尼姑，就被定为僧尼户，为国家和皇帝念经祈祷，国家免除他们的一些负担。其余职业宗教人士，情况也都类似。
有趣的是，元朝统治者把儒生也比照宗教人士，定为儒户。儒户的任务就是世代相传，念好儒家经书。平时有考试，如果成绩不合格，可能会被解除儒户身份，回归民户队伍，像普通农民一样交赋税、服徭役。可以看到，对于儒生来说，成为儒户还是不错的，起码赋役负担比民户轻一些，付出的代价只是读书，并且成绩别太差而已。在元朝统治者看来，这已经是够优待了，还要怎么着呢？但是，儒户只能世代读书，没有政治出路，不符合传统上对儒生的角色期待，于是就受到其他人嘲笑，他们自己也比较苦闷。于是出现了一种叫做“九儒十丐”的牢骚说法，就是说儒生在社会上的地位仅仅高于乞丐。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悲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
——谢枋得
鞑法：一官，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郑思肖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元朝真有这种人分十等的制度。只是牢骚而已。
五、科举与社会文化
如上面所说，元朝也实行过科举制，但有些有名无实，不过是聊胜于无。不过，元朝科举定下来一个基本原则：考经义不考词赋。以前讲王安石变法时说过，王安石改革科举，创立经义考试。原来科举都是考词赋，就是命题进行文学创作；也有考儒家经书的，都是死记硬背。王安石觉得这些方式不能选拔人才，他希望能够选出那种素质比较高的政治官僚，所以创立经义考试，就是用儒家经书里的句子写作文，考读书人对儒家思想的理解程度和应用能力。后来，词赋考试又恢复了，两种考法供考生挑选。
元朝则明确宣布不考词赋，只考经义。为什么呢？因为蒙古人看不懂复杂的汉文文学作品，不知道它们究竟好在何处，又有什么用。但是蒙古人明白，经义阐发儒家思想的大道理，比如儒家伦理、社会责任感、忠君爱国等等，这肯定是有用的。科举只考经义不考词赋，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一直延续到明清。
经义怎么考呢？在宋朝，考的几本经书基本和以前的死记硬背考试没变化，就是“五经”。但到元朝，“四书”的地位明显提高了。“四书”是南宋朱熹编的，以前没有这个概念。朱熹认为，学习儒家思想，得先看《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本书（其实是两本书和两篇文章），也就是“四书”，然后再去学习五经。朱熹还花大量精力为四书做注，就是《四书集注》。元朝受朱熹影响。明确规定“四书”是科举必考科目，“五经”任选一门即可，也就是4+X的考试模式，这种考法也被明清两朝所继承。而且，科举考试既然以朱熹的理念为依据，“四书”又是必考科目，那当然也得照着朱熹《四书集注》的解释来写作文，不能胡乱发挥，否则就没分了。元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当时其实没有太大影响，但对后来的影响很大，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完全形成就是在元朝。
元朝文化政策的基本特征是“三教九流莫不崇奉”，就是说，不管什么宗教、什么门派，都给予保护和优待。这是因为蒙古人比较迷信，不管什么宗教或里面的什么派别，他们都觉得很复杂、很有意思，都有一些神通，所以都会尊敬，他们对待儒家的态度也差不多，基本上是把儒家同佛教、道教混同看待，将其视为一种宗教或准宗教。应当说对儒家也不错，但并没有像前后王朝一样，明确确定儒家是国家意识形态。这是元朝的特殊之处。
元朝皇帝主要信仰藏传佛教，虽然也会去学一点儒家经书，但只是装装样子，实际上他们对儒家并不十分了解，也没有很强的兴趣。藏传佛教影响很大，导致元代佛教势力总体上都比较膨胀。藏传佛教的喇嘛在内地活动，常有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为举行各种复杂的佛教仪式、活动，元朝政府又花费了很多钱财。当时有人说，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可能有些夸张，不过在佛教上花的钱的确很多。现在北京的佛教古迹中，白塔寺是元朝修的，卧佛寺也始建于元朝。
教师简介
张帆，1967年3月生，1992年7月于北大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7年7月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为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蒙元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